入，又沒有儲蓄，不知道怎樣度日。我和蕭珊正在為這個發愁，均正夫婦來了，告訴我們，開明書店發給他們“應變費”十天一次十塊銀元，他打算代我向書店交涉“借支版稅”。我當然同意。第二天他就給我送來大洋十元，說是借支辦法和他們一樣。我感謝他，我的困難給解決了。我大概借支了兩次“版稅”，上海就解放了，我們都有活路了。

懷念均正兄（2）

他仍然在開明書店工作，我卻經常離開上海出席各種會議。第二年他跟著書店遷往北京，就一直住在首都，生活的確好起來了。後來開明併入新成立的中國青年出版社，他也到青年出版社工作。他參加了民主黨派，社會活動也增多了。我每年總要到他家去兩三次，見面時無所不談，卻又談不出什麼，只是互相表示關心而已。

我想起一件事：一九五四年上半年他從北京來信，打算把我的童話集《長生塔》介紹給一家出版社。我把底本寄去了。過了一段時間，底本給退了回來，均正來信說他讀了稿子不大理解，拿給小兒子讀，小兒子也說不懂。我自己重讀了一遍，卻覺得童話並不像西方現代派作品那樣難懂。我猜想，這是他自告奮勇向出版社推薦我的童話，出版社拒絕接受，他碰了釘子就把責任放在自己肩上。我瞭解他，以後再見他時也從未提過《長生塔》的事情。

蕭珊沒有到過幸福村，也不曾見到“文化大革命”的收場，她過早地離開了人間。小林比我先去幸福村。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我回到上海，在作協分會靠邊受審查的時候，小林和同學們串連到北京，她去過均正夫婦家。國華嫂告訴小林，作協分會的造反派某某人去北京“外調”到過顧家，要了解我的“反社會主義言行”。國華嫂氣憤地說：“不用怕，他沒有反社會主義的言行。”造反派氣沖沖地走了，什麼好處也沒有撈到。她不知道所謂“外調”不過是花國家的錢做長途“旅遊”，你沒有“言行”，造反派可以替你編造言行。反正以“莫須有”的罪名定罪殺人古已有之。我的罪狀越來越多，罪名越來越大。不久我進了“牛棚”，與世隔絕，小林和蕭珊都因為我的緣故受到了批判和歧視。均正兄一家的音信斷絕了。我擔心他們也會遭到噩運。但在失去做人資格的當時，我一直過著低頭彎腰、朝不保夕的生活，哪裡敢打聽朋友們的情況。蕭珊患了不治之病，得不到適當的治療，躺在床上捱日子，想念過去的歲月，懷念舊時的友人，最後入院前忽然得到北京沈從文寄給我的一封長信，她含著眼淚拿著信紙翻來覆去地看，小聲地自言自語：“還有人記得我們啊。”我多麼感謝這位三十年代的老友！他從一位在我們幹校的親戚那裡打聽到我仍然住在原處，便寫了信來。幾個月後，均正兄的一個孩子出差到上海，找到我們家，給我帶來不少我們很想知道的朋友們的訊息。他們一家除了他一個姐姐遭到不幸外，都平安無事。可惜蕭珊見不到他了。

這以後顧家的孩子們出差到上海，總要來我家看看。見到他們我彷彿又看見均正兄的和善的笑容，受到國華嫂熱情的接待。

“四人幫”垮臺以後，一九七八年我去北京出席全國人大會議。會後我留下來看朋友，小林也到了北京。我離開十二年，對北京的大街小巷和交通車輛，都感到陌生，住在旅館裡，出門搭車全靠小林帶路，幾次去幸福村，都是小林陪同去的。第一次去，均正兄不在家，國華嫂說他在參加民主促進會的會議，不回家吃中飯，便叫小銓打電話通知他。不久他高興地回來了。久別後重逢，大家都感到格外親熱，似乎想說的話很多，卻不知從哪裡說起，只談了一點彼此的情況。他們夫婦的變化好像不大，“文革”期間可能比我少吃些苦頭，值得慶幸。但交談起來我們都小心避免碰到彼此的傷痕，他們失去一個女兒，我失去了蕭珊。我們平靜地相對微笑，關心地互相問好，在幸福村的小屋裡，坐在他們的身旁，我感到安穩和舒適。我第一次體會到“淡如水”的交情的意義。我就這樣坐了兩三個鐘點，還在他們家吃了中飯，下午小林要陪我去看別的朋友，我不想離開他們，但也只好告辭走了。

第二年我出國訪問，從北京動身。在上海的時候我聽說均正兄患病，據說是“骨刺”，又說是“癌”，小林陪我到北京醫院探望。在一個裝置簡單的底層單人病房裡，均正兄側著身子躺在床上呻吟，國華嫂在旁邊照料。我走到床前招呼他。他對我微笑，我卻只看到痛苦的表情。我沒有辦法減輕他的痛苦，也找不到適當的安慰的話，我默默地望著那張熟悉的臉，坐了不到半個小時就退出了病房。

我生活忙亂，雜事多，腦子裡裝滿了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