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的岑寂。於是從朋友們那裡來了鼓勵，來了安慰；從四面八方伸過來援助的手。愈之寄信說：“今天從《文匯報》讀到你的一封信，喜躍欲狂。儘管受到‘四人幫’十多年的迫害，從你的文字看來，你還是那樣的清新剛健，你老友感到無比的快慰。先寫這封信表示衷誠的祝賀。中國人民重新得到一次大解放。你也解放了！這不該祝賀嗎？”葉聖老不但幾次來信，而且還寫了一首詩贈給我，他這樣說：“誦君文，莫計篇，交不淺，五十年。平時未必常晤敘，十載契闊心悵然。今春《文匯》刊書翰，識與不識眾口傳。揮灑雄健猶往昔，蜂蠆於君何有焉。杜雲古稀今曰壯，佇看新作湧如泉。”

我的責任編輯（2）

我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前了。這樣的友情！這樣的信任！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我應當高興：我有這樣的朋友，這樣的老師，這樣的責任編輯！愈之也是我的責任編輯，一九三一年他幾次到閘北寶山路我的住處來約稿，除了中篇小說《霧》以外，他還要我在第二年的《東方雜誌》上發表連載文章。我只寫好一篇《楊嫂》，“一·二八”事變就使我改變了寫作計劃。愈之的確是我的老友，世界語運動把我們連在一起，一直到他的最後，一直到今天，因為他還活在我的心中。可惜我沒有能把他寄到成都的信，六十幾年前的那封信儲存下來！這些年我和他接觸不多，不過在我患病摔傷之前，我們常有機會見面。他對世界語的熱情和對世界語運動在中國的發展所做的貢獻，使我感到慚愧。作為一位九十高齡的老人他離開這個世界，不會有什麼遺憾。我雖然失去一位長期關心我的老師和諍友，但是他的形象、他的聲音永遠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邊：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講空話，要幹實事。這是他給我照亮的路，這也是我生活的道路。不管是用紙筆，或者用行為，不管是寫作或者生活，我走的是同樣一條道路。路上有風有雨，有泥有石，黑夜來臨，又得點燈照路。有時腳步乏力還要求人拉我一把。出書，我需要責任編輯；生活，我也同樣需要責任編輯。有了他們，我可以放心前進，不怕失腳摔倒。

愈之走了。葉老還健在，我去年上北京，他正住院，我去醫院探望，閒談間他笑得那樣高興。今天我彷彿還聽見他的笑聲。分別十幾個月，我寫字困難，心想他寫字也一定困難，就不曾去信問候他。但是我對他的思念並未中斷，我祝願他健康長壽，也相信他一定健康長壽。

五月十五日

樣板戲（1）

好些年不聽“樣板戲”，我好像也忘了它們。可是春節期間意外地聽見人清唱“樣板戲”，不止是一段兩段，我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我接連做了幾天的噩夢，這種夢在某一個時期我非常熟悉，它同“樣板戲”似乎有密切的關係。對我來說這兩者是連在一起的。我怕噩夢，因此我也怕“樣板戲”。現在我才知道“樣板戲”在我的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從烙印上產生了一個一個的噩夢。

我還記得過去學習“樣板戲”的情景。請不要發笑，我不是說我學過唱“樣板戲”，那不可能！我沒有唱任何角色的嗓子。我是把“樣板戲”當做正式的革命檔案來學習的，而且不是我自己要學，是“造反派”指定、安排我們學習的。在那些日子裡全國各省市報刊都在同一天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樣板戲”。他們這樣全文發表一部“樣板戲”，我們就得至少學習一次。“革命群眾”怎樣學習“樣板戲”我不清楚，我只記得我們被稱為“牛鬼”的人的學習，也無非是拿著當天報紙發言，先把“戲”大捧一通，又把大抓“樣板戲”的“旗手”大捧一通，然後把自己大罵一通，還得表示下定決心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最後是主持學習的革命左派把我痛罵一通。今天在我眼前，在我腦中仍然十分鮮明的便是一九六九年深秋的那一次學習。那次，下鄉參加“三秋”勞動，本來說是任務完成回城市，誰知林彪就在那時釋出了他的“一號命令”，我們只好留在農村。其實不僅我們，當時連“革命群眾”也沒有居住自由的“人權”，他們有的就是那幾本“樣板戲”，雖然經過“革命旗手”大抓特抓，調動一切藝術手段儘量拔高，到“四人幫”下臺的時候也不過留下八本“三突出”創作方法的結晶。它們的確為“四人幫”登上寶座製造過輿論，而且是大造特造，很有成效，因此也不得不跟著“四人幫”一起下了臺。那一次我們學習的戲是《智取威虎山》，由一位左派詩人主持學習，參加學習的“牛鬼”並不多，因為有一部分已經返家取衣物，他們明天回到鄉下，我們第二批“休假”的就搭他們回來的卡車去上海。離家一個多月了，我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