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我一九五五年去印度開會，經廣州去香港，也不曾打聽他們的訊息，我應該承認生活的經驗使我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一九六二年我和蕭珊在廣州過春節，洪有到賓館來找我們，他講起五十年代發生的事情，我才知道非英已經死亡。他死在勞役中，而且不曾摘掉右派帽子。

怎麼辦呢？我嘆了兩口氣，這個熱愛教育事業、喜歡接近學生的數學教員沒有家，沒有孩子，關於他的不幸的遭遇，關於他的最後的結論，沒有人出來過問，也沒有人講得出具體的情況。洪有知道的就只有那麼一點點。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四周一片陽光，到處聽見“發揚民主，加強團結”的歌聲，我心情舒暢地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做了《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的發言。當時我洋洋得意，以為自己講出了心裡話，沒有想到過了不久上面又大抓階級鬥爭，從此我背上一個沉重的精神包袱一直到“文革”。我和洪有在廣州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