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可是不久他患病住進醫院，就由朋友陳範予幫忙他照料學校。非英是範予的好友，我在武廟裡先認識範予，過三天非英從廣州來，我也認識了他。他是一個數學教員，喜歡同年輕學生交談，對文學似乎並無特殊興趣。這一年我同他接觸的機會不多。他也不常到涼臺上來。我看見他的時候，他總是穿藍色西裝上衣和翻領白襯衫，他給我的印象是服裝乾淨，整齊。

過了將近兩年，一個在泉州搞養蜂事業的朋友到上海來，遇見我，約我再去那裡看看，我便同他去了。我們旅行非常簡單，坐船到廈門，買一張統艙票，帶一張帆布床睡在甲板上，然後搭長途汽車到泉州。這樣來來往往，毫無麻煩，也用不著事先通知朋友。

到了泉州在養蜂朋友家裡休息一會，吃過晚飯我就去找葉非英。我沒有先去武廟，我的幾個朋友都不在那裡了。非英的學校在文廟，我上次在泉州不曾去過平民中學，當時非英也只是一個兼課教員，現在他做了這個學校的主持人。我看見他那微駝的背，他那凹進去的兩邊臉頰，他那一頭亂髮，還有他那一身骯髒的灰布學生服。他瘦多了，老多了！學校辦得有生氣，這成績是他的健康換來的。拿我的生活同他的相比較，我不能不佩服他。

在他的房裡搭一張帆布床，我同他住在一起，我們卻少有時間交談，白天他忙，晚上雖然蚊子多，他卻睡得很好。他太疲勞，倒在床上就打呼嚕。其實我不是來採訪，不需要記錄什麼，我只是在旁邊看他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對他的所作所為，我只找到一個解釋：都是為了學校和學生。有時我從別的朋友那裡知道一些他的事情，但總是苦行一類，講話人一方面稱讚他，另一方面又帶了點批評的口氣，我們都擔心過度的工作會弄壞他的身體。他患痔瘡，又不認真治療，聽說他每次大便後總要躺一兩個小時才能夠工作。我提醒他注意身體，我勸他放下工作休息一兩個月，他只是笑笑，說是時間不多了，說是學生們需要他。

我不能做任何事情減輕他的工作負擔。我又不願意照他那種方式生活，這一次我在泉州住了十天光景。經過十天的接觸，我們成了談話毫無顧慮的朋友，但還不能說是互相瞭解。對他的苦行我表示充分的敬意。他希望我帶點書給學校，我捐了兩箱書給他們送去。為學校我就只做過這件小事。當時我有不少的朋友，又有許多雜事，常常辦了這一件，就忘了那一件，人不在泉州心上學校的影子就漸漸淡了。

又過了一年我第三次去泉州，是和西江鄉村師範的陳洪有同去的。這次我也只停留了一個多星期，不過同非英談話的時間多一些。學校又有了發展，但他的健康更差了。我勸他治病，先治好痔瘡再說。他卻認為工作更重要，應當多做工作。我並不完全同意他的主張，不過他那種“殉道者”的精神使我相當感動，因為我自己缺乏這精神，而且我常常責備自己是“說空話的人”。我總是這樣想：從事文化建設的工作，要有水滴石穿數十年如一日的決心，單靠“拼搏”是不夠的。

洪有陪我在廣東鄉村旅行了一個多月，然後我和中山大學教授朱洗夫婦同船回上海。經過廈門船停在海中，兩個朋友從泉州趕來同我見面，我們坐划子到鼓浪嶼登上日光巖，眺望美麗的海，暢談南國的夢。分別的時候我還把未用完的旅費拿出來託他們轉交給非英，請他一定治病。我說：“這是一個關心他的朋友對他的一點敬意。”回到上海不久我得到他的信，他把錢用來幫助了一個貧苦的學生。第二年聽說他帶了二十幾個學生到北方徒步旅行。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東京又聽說他第二次帶學生到北方徒步旅行。這不是在摧殘自己嗎？後來我回國，他也從北方旅行回來經過上海，在閒談中他流露出他感到疲乏、身體有點支援不住的意思。我勸他留在上海治病，他還是同學生們一起走了。我不能說服他，他總是表示要儘可能多做事情。他常說：“時間不多。”我們的分歧似乎就是我多說空話，他多幹實事。而且我越來越不贊成吃苦拼命的做法，我佩服他，但是我不想學習他，我因為自己講空話感到苦惱，可是我缺少愚公移山的精神。

懷念非英兄（4）

一九四七年他來上海，在我家裡住過一兩夜，我們談得不少，可是還保留著一些分歧。他回泉州後給我來過一封信，記得信裡有這樣的話：“我並沒有大的希求，我一向是小事業主義者，我只想我們應設法努力多做點好事。”除了教書辦學校，他還想辦小刊物，印書

四

全國解放後我忙著“改造思想”，跟多數朋友斷了聯絡，彷彿聽說非英、洪有都在廣州教書，而且都參加了民主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