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老頭子，因為他媽媽帶孩子到機關來，看到我們這些作家受批鬥或者站在草地上“示眾”，自報罪行，我們或則滿頭白髮，或則頭髮花白，或則禿頭，在孩子的眼裡都是老朽。這個笑話蕭珊當時是帶著痛苦的表情講出來的。為什麼我們一下子都變了壞人呢？就拿我來說，我還是選出來的這個作家協會分會的主席呢！說穿了，理由也很簡單：

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長官。長官當然正確。

多少年來就是這樣。長官說你是壞人，你敢說你不是壞人？

對長官的信仰由來已久。多少人把希望寄託在包青天的身上，創造出種種離奇的傳說。還有人把希望寄託在海青天的身上，結果吳晗和周信芳都“含恨而亡”。一九六一年底或一九六二年初我在海南島海口市也曾訪過海瑞墓，幸而我沒有寫文章發議論，不然我早就跟吳、周兩位一起走了，輪不到我在這裡饒舌。

說實話，對包青天、海青天我都暗暗欽佩。不過我始終有個疑問：青天一個人就能解決問題？我常常想：倘使我自己不爭氣，是個扶不起的阿斗，事事都靠包青天、海青天，一個青天，兩個青天，能解決多少問題呢？即使真有那麼一個“青天”，他要是沒有一批實幹、苦幹的得力幹部，要是沒有真心支援他的廣大群眾，單單靠一個好人、一番好意，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相信好人也罷，相信長官也罷，二者其實是一樣。總之，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甚至交給某一個兩個人，自己一點也不動腦筋，只是相信別人，那太危險了。碰巧這一兩個人是林彪、江青之類，那就更糟了。好人做好事，不錯；好人做錯事，怎麼辦？至於壞人呢？壞人做起壞事來，不只是一件、兩件啊！

一九七○年或者七一年我在文化系統的五·七幹校裡參加過一個批判會。挨鬥的是兩個音樂界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一個人的反革命罪行是，他用越劇的曲調歌頌江青。據說江青反對越劇，認為越劇的曲調是“靡靡之音”，這個人用江青反對的曲調歌頌江青，就是侮辱江青，就是“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理由實在古怪，滑稽，但事實確是這樣。在這次批判會上並不見江青出席講話，也沒有人代念她的“書面發言”。講話的還是在幹校裡常見的那些人，他們今天可能還活躍。這是可以理解的，誰能說自己一貫正確呢？既然我們相信長官，長官把我們帶到哪裡，我們就只好跟到哪裡。長官是江青，就跟著江青跑，長官是林彪，就“誓死保衛”，甚至跳忠字舞，剪忠字花。難道這是一場大夢嗎？

現在總算醒過來了。這十多年並不是白白過去的。經過這樣的鍛鍊和考驗之後，我們大概比較成熟了吧，我們不再是小孩了。總得多動腦筋，多思考吧。

三月二十八日

再訪巴黎

一個半月沒有記下我的“隨想”，只是因為我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到法國去訪問了將近三個星期。在巴黎我遇見不少人，他們要我談印象，談觀感。時間太短了，走馬看花，匆匆一瞥，實在談不出什麼。朋友們說，你五十多年前在巴黎住過幾個月，拿過去同現在比較，你覺得變化大不大。我不好推脫，便信口回答：“巴黎比以前更大了，更繁華了，更美麗了。”這種說法當然“不夠全面”。不過我的確喜歡巴黎的那些名勝古蹟，那些出色的塑像和紀念碑。它們似乎都儲存了下來。偏偏五十多年前有一個時期我朝夕瞻仰的盧騷（梭）的銅像不見了，現在換上了另一座石像。是同樣的盧騷（梭），但在我眼前像座上的並不是我所熟悉的那個拿著書和草帽的“日內瓦公民”，而是一位書不離手的哲人，他給包圍在數不清的汽車的中間。這裡成了停車場，我透過並排停放的汽車的空隙，走到像前。我想起五十二年前，多少個下著小雨的黃昏，我站在這裡，向“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傾吐我這樣一個外國青年的寂寞痛苦。我從《懺悔錄》的作者這裡得到了安慰，學到了說真話。五十年中間我常常記起他，談論他，現在我來到像前，表達我的謝意。可是當時我見慣的銅像已經給德國納粹黨徒毀掉了，石像還是戰後由法國人民重新塑立的。法國朋友在等候我，我也不能像五十二年前那樣佇立了。先賢祠前面的景象變了，巴黎變了，我也變了。我來到這裡，不再感到寂寞、痛苦了。

我在像前隻立了片刻。難道我就心滿意足，再沒有追求了嗎？不，不！我回到旅館，大清早人靜的時候，我想得很多。我老是在想四十六年前問過自己的那句話：“我的生命要到什麼時候才開花？”這個問題使我苦惱，我可以利用的時間就只有五六年了。逝去的每一小時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