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何況它們大多數都是“封、資、修”？這就是“四人幫”的看法。他們在自己的四周畫了一個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塗掉、一筆抹殺，彷彿全世界就只有他們。“沒有錯，老子天下第一！”把外來的賓客都看做來朝貢的，拿自己編造的東西當成寶貝塞給別人。他們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醜。江青連《醉打山門》是誰寫的都搞不清楚，還好意思向外國人吹噓自己對司湯達爾“頗有研究”！自己無知還以為別人也同樣無知，這的確是可悲的事情。只有在“四人幫”下臺之後，我們才可以把頭伸到圈圈外面看。一看就發現我們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落後一二十年。那麼究竟是老老實實、承認落後、咬緊牙關、往前趕上好呢，還是把門關緊、閉上眼睛當“天下第一”好？這是很容易回答的。現在的問題是趕上別人，那麼先要了解別人怎麼會跑到我們前面。即使我們要批判地學習外國的東西，也得先學習，學懂了才能夠批判。像“四人幫”那樣連原書也沒有捱過，就用“封、資、修”三頂帽子套在一切西方文學名著頭上，一棍子打死，固然痛快，但是痛快之後又怎樣呢？還要不要學，要不要趕呢？有些人總不放心，把西方文學作品看成羊肉，害怕羊肉未吃到，先惹一身羊騷。有些人認為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品就難免沒有毒素，讓我們的讀者中毒總不是好事，最好不出或者少出，即使勉強出了，也不妨刪去一些“不大健康的”或者“黃色的”地方。不然就限制發行，再不然就加上一篇“正確的”前言，“四人幫”就是這樣做了的。其實誰認真讀過他們寫的那些前言？

“四人幫”終於垮臺了。他們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他們害死了成千上萬的人，歷史會清算這筆賬！他們還禁、毀了成千上萬的書。人的冤案現在陸續得到平反，書的冤案也開始得到昭雪。我想起幾年前的一件事。不是在一九六八年就在一九六九年，我在報上看到一篇文章，描述在北京火車站候車室裡，一個女青年拿著一本書在讀，人們看見她讀得那樣專心，就問她讀的是什麼書，看到她在讀小說《家》，大家就告訴她這是一株大毒草，終於說服了她把《家》當場燒掉，大家一起批判了這本毒草小說。我讀了這篇文章，不免有些緊張，當晚就做了一個夢：希特勒復活了，對著我大聲咆哮，說是要焚書坑儒。今天回想起來，實在可笑。我也太膽小了，以“四人幫”那樣的權勢、威力、陰謀、詭計，還對付不了我這本小說，燒不盡它，也禁不絕它。人民群眾才是最好的裁判員。他們要讀書，他們要多讀書。讓“四人幫”的那些看法、想法、做法見鬼去吧。我還是那一句話：“多印幾本西方文學名著有什麼不好呢？”

一月二日

結婚

近兩個月忽然謠傳我要，而且對方是有名有姓的人。有個朋友對我談起，我只笑了笑。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種事。像這樣的“社會新聞”在舊社會可能有市場，但在解放後二十九年多的現在不會有人對它感到興趣吧。謠言會自生自滅的，我這樣相信。但這一次我的估計又錯了。謠言並不熄滅，卻越傳越廣。這兩天居然有人問上門來。據說我曾在錦江飯店擺宴二十八席慶祝婚禮，又說我在新雅飯店設席四十桌大宴賓客。凡是同我常見面的同志，或者在我常去的地方（例如書店）工作的同志，或者常常給我送書來的新華書店的同志，以及我的女兒、女婿，我的妹妹等等都成了打聽的物件，連我的四歲半的外孫女也受到幼兒園老師的盤問。老師問她：“你外公結婚嗎？”她乾脆回答：“沒。連相也沒照！”前天晚上有個朋友帶著兒子來看我，談了正事之後，她忽然問我最近生活上有什麼“變動”，我說完全沒有。她的兒子就說，他勞動的工廠和他愛人的工廠裡都在流傳我結婚的訊息。今天有兩批客人來，談起外面講得好像有憑有據，說我元旦結了婚，請客三四十桌，他們不相信，到我家裡來看看，又不像辦過喜事。我也只是笑笑，毫不在乎。剛才我得到一位工人讀者來信，說：“聽說你有喜事，特來信賀喜”。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要是在三年前恐怕我這條老命就難保住了。所謂“謠言殺人”，並非虛傳。當時在上海作威作福的徐某某隻要信口說一句：“他結婚請客四十桌，這是資產階級復辟！”那麼馬上就會對我進行全面專政。這不是笑話，真正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前十天左右我參加過一次追悼會——替一位著名詩人平反。這位詩人同一個造反派談戀愛，要和她結婚，據說本單位的工宣隊員不但不同意，並且批判了他。聽說那位徐某某又講了話：“某某人腐蝕造反派，如何如何”大概又是什麼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吧。於是詩人開煤氣自盡。對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