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作非為上面？我想問一句：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正面的東西是不是占主導地位？那麼為什麼今天還有不少人擔心年輕人離開溫室就會落進罪惡的深淵，恨不得把年輕人改造成為“沒有性程式”的“五百型”機器人①　呢？

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門詩抄》的作者和讀者為例吧，他們比我們那一代高明得多！他們覺悟高，勇氣大，辦法多，決心大。沒有這樣的新的一代的革命青年，誰來實現“四個現代化”？要說他們只能看刪剪後的《望鄉》，否則聽到“賣淫”、“五塊錢”這類字眼，就會——，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這是極其可悲的民族虛無主義！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

再談《望鄉》

曹禺最近來上海，閒談起來，他告訴我，不久前他接待過幾位日本影劇界的朋友，他們談了一些關於《望鄉》的事情。據說《望鄉》給送來中國之前曾由影片導演剪去一部分，為了使這影片較容易為中國觀眾接受。我們最初就是根據這個複製放映的。過了日本電影周之後，主管部門又接受一部分觀眾的意見剪掉了一些鏡頭。曹禺還聽說，這部影片有些鏡頭是在南洋拍攝的，在拍攝的時候，導演、演員、工作人員都吃了苦頭，這說明影片的全體工作人員都非常嚴肅認真；還有扮演阿琦婆的演員，為了使她的手顯得又粗又老，她用麻繩捆自己的手腕，至於怎樣捆法我聽過就忘記了，現在也說不清楚，不過因此她扮演得更逼真，但後來也因此得病促成自己的死亡。這是為了什麼？我不能明確地回答，因為我不知道她的情況，我想這可能是忠於她的工作，忠於她的藝術吧。我看影片中那位三穀圭子也就是這樣。田中絹代女士已經逝世了，可是阿琦婆的形象非常鮮明地印在我的腦子裡。慄原小卷女士扮演的三谷也一直出現在我的眼前。我這樣想：像三谷這樣“深入生活”和描寫的物件實行“三同”的做法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她不講一句漂亮的話，她用樸實的言行打動對方的心。本來她和阿琦婆之間有不小的距離，可是她很快地就克服了困難，使得距離逐漸地縮短，她真正做到和阿琦婆同呼吸，真正愛上了她的主人公。她做得那樣自然，那樣平凡，她交出了自己的心，因此也得到了別人的心。她最初只是為了寫文章反映南洋姐的生活，可是在“深入生活”這一段時間裡她的思想感情也發生了變化，她的心也給阿琦婆吸引住了，她們分手的時候那種依依不捨的留戀，那樣出自肺腑的哀哭，多麼令人感動！最後她甚至遠渡重洋探尋受難者的遺蹟，為那般不幸的女同胞慘痛的遭遇提出控訴，這可能又是她當初料想不到的了。這也是一條寫作的道路啊。

看完《望鄉》以後，我一直不能忘記它，同別人談起來，我總是說：多好的影片，多好的人！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

多印幾本西方文學名著

我在兩個月前寫的一篇文章裡說過這樣一句：“多印幾本近代、現代的西方文學名著，又有什麼不好呢？”這句話似乎問得奇怪。其實並不稀奇，我們這裡的確有人認為少印、不印比多印好，不讀書比讀書好。林彪和“四人幫”掌權的時候，他們就這樣說、這樣辦，除了他們喜歡的和對他們有利的書以外，一切都不準印，不準看。他們還搞過焚書的把戲，學習秦始皇，學習希特勒。他們煽動年輕學生上街大“破四舊”，一切西方名著的譯本都被認為是“封、資、修”的舊東西，都在“大破”之列。我還記得一九六七年春天，張春橋在上海發表談話說四舊破得不夠，紅衛兵還要上街等等。於是報紙發表社論，大講“上街大破”的“革命”道理，當天晚上就有幾個中學生破門而入，把一隻繪著黛玉葬花的古舊花瓶當著我的面打碎，另一個學生把一本英國作家史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譚》拿走，說是準備對它進行批判。我不能說一個“不”字。在那七、八、九年中間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學名著，除了江青，她只讀了少得可憐的幾本書，就大放厥詞，好像整個中國只有她一個人讀過西方的作品。其他的人不是書給抄走下落不明，就是因為住房縮小，無處放書，只好秤斤賣出，還有人被迫改行，以為再也用不上這些“封、資、修”的舊貨，便拿去送人或者賣到舊書店去。西方文學名著有漢譯本的本來就不多，舊社會給我們留得太少，十七年中間出現過一些新譯本，但數量也很有限，遠遠不能滿足讀者需要。經過“四人幫”對西方文學名著一番“清洗”之後，今天在書店裡發賣的西方作品（漢譯本）實在少得可憐。因此書店門前讀者常常排長隊購買翻譯小說。讀者的要求是不是正當的呢？有人不同意，認為中國人何必讀西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