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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說過，斯大林非常注意世界輿論對審判案的反應，他作了最壞的準備。當然，被告們不進行辯解，而是一致重複對他們的控訴，這種情況使所有的人都迷惑不解，但是資產階級報刊對審判中的具體事實瞭解很少，因此只能限於“反民主”之類的抽象譴責。使斯大林惱火的是托洛茨基。他幾乎每天都在西方報紙上持續不斷地發表他的論據、反駁和揭發材料，現在還查明，他還曾經準備進行宣傳性的“反審判”。

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８年《反對派公報》第６５期上發表的一篇毒辣的文章，使斯大林完全失去了自制力。托洛茨基以他特有的尖刻和洞察力辛辣地揭露了審判案的欺詐性：“在這種犯罪活動中，人民委員、元帥、大使、書記，總是從一個上級得到命令，這個上級不是他們的正式領袖，而是一位流亡者。托洛茨基只要使個眼色，這些革命老戰士就都成了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的代理人。按照托洛茨基透過塔斯社優秀記者傳遞的‘指示’，工業、農業和運輸業的領導人破壞國家的生產資源。根據‘頭號人民公敵’從挪威或墨西哥發出的命令，鐵路員工破壞遠東的軍事運輸，而非常受人尊敬的醫生則在克里姆林宮毒死自己的病人。這是維辛斯基描繪的一幅令人驚訝的圖畫，可是這裡產生了一個困難。在極權制度下，專政是由機關實現的。如果說佔據機關中所有關鍵崗位的都是我的僕從，為什麼斯大林坐在克里姆林宮，而我卻過著流亡生活呢？”

斯大林看完這幾行字簡直氣瘋了。他大罵葉若夫，說他在製造案件中患了智力低下的“克汀病”。斯大林重又想到（已經是第幾次了）：是不是該結束這場運動了？不，他不準備這樣做。只要還有人可能即使在內心裡把托洛茨基看作可以代替他的人，他就不能收兵。“領袖”似乎在一位古代思想家那裡看到這樣的話：半途而廢的恐怖是危險的。倖存者都充滿了強烈的復仇欲。

政治審判案還有一個目的。斯大林企圖利用審判案直接或者間接地證明，所有原來的反對派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無政府主義者、崩得分子，客觀上都永遠堅持敵視社會主義的立場。實際上這就把在國外呆過的人——外交人員、文化人、生產者、學者、甚至執行國際主義義務在西班牙打過仗的人的大多數都“牽扯進來了”。許多回到祖國的流亡者，不少在共產國際或它的各種組織中工作過的外國共產黨員，被認為是“敵人”。曾被開除過黨籍的人，受過蘇維埃政權“傷害”的人，政治上表示過懷疑的人，常常被列入“敵人”兵團。被鎮壓者的近親也順理成章地被劃為“敵人”。肅反工作人員佔了很大一部分。其中一些人被處死是因為他們曾經企圖（雖然是間接地）對罪惡陰謀進行怠工，另外一些人則恰恰相反，如雅哥達、弗裡諾夫斯基、別爾曼，他們落入敵人行列是因為過分賣力，是因為知道得太多。“過火行為”、歪曲、“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中的暗害活動”，統統都推到這些人身上。

受迫害特別嚴重的是那些記得列寧和記得真正的列寧主義的人，是那些曾經同沙皇制度鬥爭過、因而珍視（雖然是本能地）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人，是那些對於約瑟夫·朱加施維裡可能知道些超出官方範圍的東西的人。這些人真正懂得列寧的指示：“除了經過民主主義，經過政治自由以外，沒有其他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純紥矠這些人不願享用斯大林解釋的列寧主義這種代用品。但這樣的人是少數。其餘的人是順便連帶地被送進鎮壓機器的。一些人曾在“人民公敵”屬下工作過，另一些人“沒有”及時“揭發”他們，還有一些人曾經在連他們自己也猜想不到的某件事上“幫助”過他們

多疑加重了暴力的惰性。Ｂ·扎哈羅夫、Ｍ·莫齊耶夫和阿爾扎馬斯車站的其他鐵路員工未必懂得托洛茨基主義的觀點實質上是怎麼一回事，但是這些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