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並不是每次如此，也不是人人如此。例如，布哈林雖然明白他的命運已經註定，但有時透過直接的或隱喻的形式，有時也透過悲劇式的諷刺形式，試圖使人們對於指控的可靠性產生懷疑。也許，布哈林在告別人世的時候放眼於未來，想到了將來，想到了我們今天。這裡只引用布哈林的幾句話，這幾句話證明他在最悲慘的時刻仍然保持著自制的能力和高度的理智。

布哈林在最後發言中說道：

“我認為自己既在政治上也在法律上應對暗害活動負責，雖然我個人並不記得我曾發過進行暗害活動的指示”

“檢察官公民斷言，我同李可夫一樣，也是間諜活動的一個最大的組織者。有什麼證據呢？有沙蘭科維奇的口供，可是在宣讀起訴書之前我從未聽說過這個人的存在”

“我堅決否認同暗殺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爾基和馬克西姆·彼什科夫有關係。據雅哥達供認，基洛夫是根據‘右傾分子—托洛茨基派聯盟’的決定被暗殺的。我不知道這件事”

“赤裸裸的鬥爭邏輯，伴之以思想的墮落、心理的墮落、我們自己的墮落、人的墮落”純紝矠

第二部第六章　政治“審判案”鬧劇（3）

布哈林最後發言中的這段話很值得注意。這已經不是認罪，簡直是對審判案組織者的控訴。這些人遵循著“赤裸裸的鬥爭邏輯”，既造成了思想的墮落，也造成了人的墮落。非常明顯，這是間接暗示斯大林。布哈林想盡可能地利用揭示內心認識的最後一次機會

關於審案過程，每天由葉若夫或維辛斯基或其他人向斯大林詳細報告。斯大林補充細節，提出建議。審判案的新聞影片和被告出庭的照片，首先拿給他看，根據他的指示，報刊和廣播對“演出”廣泛進行報道。請來了外國記者，甚至請來了外交官。罪犯們有那樣高的“覺悟”，人人都感到吃驚！根本不需要技術鑑定、補充調查、法庭爭辯、檢察官和辯護人對話。在審判中，由檢察官一人獨奏，其他所有的人都低聲為他伴奏。連福伊希特萬格也不得不在他那部有傾向性的《１９３７年的莫斯科》一書中承認，“假如委託一位導演來排演這場審判，那他大概需要許多年的時間和許多次的預演，才能使被告做到如此的配合默契：他們是如此認真和努力，互相之間決不放過任何一點小差錯，他們的激昂情緒表現得竟如此有分寸。簡而言之，訓練這些被告人的催眠術家、麻醉師和審判官員，除了他們的一切驚人的素質以外，一定都是些卓越的導演和心理學家”純紞矠。德國作家的這個結論有一部分是正確的：這場鬧劇的組織者們，特別是總導演，都是卓越的無恥之徒。

除了在偵訊期間粗暴地破壞法制以外，除了暴力行為以外，坐在被告席上的人之所以逆來順受、毫無怨言，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人們用幾個星期、幾個月的時間向他們勸說：他們認罪“是人民和黨的需要”。只有“認罪才能幫助徹底揭露罪犯”。這就是說：需要“自己認罪”並誹謗別人既然進行審判的是人民和國家，那麼人民和國家要什麼就應當講什麼根據所有情況來判斷，這個理由顯然支配了許多的行動。在最後的發言中，這個理由表現為各種說法。被告格·費·格林科：“我將接受最重的判決——極刑，這是罪有應得。”被告克列斯廷斯基：“我對祖國和革命犯下了滔天罪行，我將接受你們的任何一種最嚴厲的判決，這是完全應該的。”被告李可夫：“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裝的人立即和公開地繳械投降。我希望他們透過我的例子相信必然會被解除武裝”被告布哈林：“我向國家、向黨、向全體人民下跪。”純紟矠

斯大林看了這些話可以完全滿意了：“人民和黨的敵人儘管面對著死亡似乎也沒暴動，而是需要什麼就講什麼。”他把這種“坦誠”看作是勝利，可是沒有想到，在這種勝利中埋下了他斯大林在歷史上、道義上必然失敗的根子。但是“領袖”也知道另一種情況。布哈林被捕後頭三個月“頂住了”。他們威脅他，向他提出要求，但是這位失寵的院士甚至在獄中也總想使斯大林相信（他向自己原來住在克里姆林宮時的鄰居寫過幾封信）他在２至３月中央全會上的宣告的主要思想：“陰謀、人民公敵是存在的，但主要的敵人在內務人民委員部。”

斯大林沒有對這個警告作出反應。布哈林的信石沉大海，在審問期間他很可能想起了著名的社會主義者斐迪南·拉薩爾的命運。拉薩爾愛上了一位貴族出身的姑娘，雖然她已經是別人的未婚妻。拉薩爾這位美男子和聰明人征服了她的心。有一天，姑娘對他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