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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星期後，母親不放心，就乘渡船去石板坡三姨夫原先的住房看他。打聽了幾個人，都說不知道。那兒已有一家六口住著，果真如三姨夫說的，房子交了公，房管局把房子裡傢什賣了，房子分給了人。

三姨夫在周圍流浪了幾天，無處可去，當然沒人給他上戶口，給定量的口糧。他臉和身子都餓腫了，這種時候要飯也太難了，乞丐越來越多，給剩飯的人幾乎沒有。他夜裡就住在坡下那個公共廁所裡，沒吃沒喝的，冷溲溲的天連塊爛布也沒蓋的，活活餓死了。眼睛也沒閉上，睜好大，住著三姨房子的女人一邊比劃一邊說。

屍體呢？母親覺得自己整個人直在搖晃，連忙扶住門框。

弄走了。那女人突然反應過來，對母親說：你是他啥子人？管你是啥子人，聽我一言，別再打聽他。他是勞改犯，別惹麻煩。說完女人把兩扇木門合攏，母親只得退出門檻，讓那門在面前哐噹一聲關上。

“我怎個就給他二塊錢？我身上明明還有五塊錢，他是專來投奔我們的。他在我們家有困難時還搭救過我們呢！那陣子我已經懷上了你，我是為了你，活活餓死凍死了他。以前他搭助我們時，真是大方。”母親用牙齒咬斷線，把針線收拾好，瞟了我一眼。那句她說過的話又響在我耳邊：讓你活著就不錯了。

那個公共廁所，和每個公共廁所沒多大差別，髒，臭，爛，兩隻腳踩得不小心，就會掉下糞坑。死在那種地方，比死在露天還不如。我覺得母親的後悔藥裡，全是自己的自圓其說——她可以頂住一切壓力，讓又病又餓的三姨夫在家中住下來，起碼住幾天是可以的。不過母親如果能頂住那種壓力，也太完美了點。她沒有那麼完美，她自私，她怕。米缸裡沒米，鍋裡沒油，而頭上隨時都可能有政治上的“揪辮子”。為了我的姐姐哥哥們，更是為了我，母親畏縮了。

為了我，母親行了不仁不義，讓三姨夫餓死。就這一點，我也不必再與她糾纏讀書的事，起碼今天我不能跟她鬧彆扭。

這麼說來，我還沒有出生，就是一個有罪的人？

2

收拾起碗筷，我到大廚房自家的灶前洗碗。一盞15瓦電燈懸在房中間，投下微光。髒碗都泡在炒菜用的大鐵鍋裡，水是涼的，爐火已滅了，燒熱水費煤，好在碗筷幾乎沒有油膩。父母說：我們窮歸窮，但我們得乾淨。每隔半月或二十天，就用鹼清洗碗筷，木鍋蓋和灶前的竹桌子。

女人響亮的哭泣聲，從正對著廚房的王媽媽家傳出。

沒隔一會，她家開著的門被一腳狠狠蹬上了。“成天打，有完沒完？想逼我進高煙囪呀？”王媽媽在勸架，同時也在罵架。她的麼兒和麼兒媳都有三個小孩了，還三天兩頭打架。鬧得王媽媽的二個女兒，即使回家也坐不上半天。一家三代人窩在一起，隔不了幾天，就有場戲演。

王媽媽的二兒子參加解放軍，正是1956年康巴藏族叛亂之時，被派到四川與西藏交界的川康地區剿匪。剽悍的康巴牧民馬隊，在草原上來去如風。夜裡摸了帳蓬，襲擊部隊，砍了所有俘虜的頭顱。後來國家調動大批飛機，空投傘兵，用噴火器迎著猛燒，才擋住了狂奔的康巴馬隊。象王媽媽兒子這樣的新兵去剿匪，乾脆是去送死。

王媽媽在一夜之間成了光榮的烈屬，逢八。一建軍節和春節，街道委員會都敲鑼打鼓到院子裡來，把蓋有好幾個大紅圓章的慰問信貼在王媽媽的門上。有一年還補發了一個小木塊，用紅字雕著“烈屬光榮”，醒目掛在門楣右側。王媽媽周身上下落得光彩，臉上堆滿喜氣。雞毛蒜皮一件事與人發生口角，不出三句話，她總會說，“我是烈屬。”

“兒子都沒了，你一回也不傷心落淚，”麼兒媳罵架時洗刷王媽媽。

“我為啥子要傷心，他為革命沒了，我高興還來不及呢，”她振振有詞地答道。

王媽媽死去的二兒子，是她四個兒女中生得最周正，也最聽話的，學習成績一直冒尖，本來該是讀大學的料，但十九歲的青年，覺得能當上解放軍那才是最了不起的事。

“兒子太乖，鬼都要來找，”工休從船上回家的王伯伯自言自語說。每次回家他心頭嘔氣，總還未到工休結束便返回船上。老二放大成五寸的黑白頭像，一箇中學生靦腆的笑容，鑲在玻璃鏡框裡，掛在立櫃和床間的牆上。每次我看見這照片，老是怕去想這顆頭顱是怎麼滾下地的。

三四歲的孩子，一上幼兒園就得被帶去參觀階級鬥爭展覽館。上幼兒園要繳幾元學費，我只能在幼兒園的圍牆外，眼紅地聽著圍牆內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