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這一財務安排標誌著長期財務困難和財務成功的區別。

英國正是有這樣一套系統，給新生兒一個投資平臺以鼓勵他們成為投資家。該系統開始於2004年，英國的每個新生兒會從政府得到250英鎊（約合500美元，低收入家庭的嬰兒會得到500英鎊，約合1　000美元）。讓決策者吃驚的是，即使是在低收入社群，從專案2004年實施以來，家人和親友們所貢獻的錢也比政府的最初投資多了兩倍。

在美國，每年有400萬嬰兒出生。如果給每個新生兒1　000美元，這也不過相當於聯邦預算上的一個舍入誤差。只需要為數不多的錢，就能讓一整代人參與成為資本擁有者的夢想。更重要的是，這將創造新一代的擁有未來投資平臺的投資家。

如今全球化的未來在政治上難以預測，根本原因就在於金融資本擁有者基礎太小。同時，貧富差距正在擴大。結果是贊成全球化的政治基礎最多隻能說很薄弱。下面驚人的資料能夠說明問題：根據紐約大學的愛德華·N·沃爾夫所說，如今40％的美國人沒有足夠的現金存款來支撐他們在貧困水平上生活3個月。一個四口之家按此水平生活那麼長的時間將需要5　300美元的存款。

順便提一下，美國的低存款率反映了財富分配不公的本質和對於美國經濟可持續性的危險的信心膨脹。在過去的25年間，人們逐漸相信了那一幻覺，認為無論決策者們做什麼，美國的低失業率都將一直持續下去—在後全球化時代金融動盪，生產疲弱和就業機會減少的世界，這一情況必將造成一波又一波的衝擊和失望。

然而，我們的大多數領導不是去尋求將更多人帶入企業資本家體系，而是在玩政治遊戲。一半人指責全球化，鼓勵將危及國際金融體系的魯莽的貿易保護主義和階層鬥爭政策。他們的政策主張一旦實施，會扭轉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財富創造和減貧過程。使用煽動性的民粹主義言論已經使金融市場出現動盪。

而另一半人也好不了多少。他們驕傲地提議以教育和員工培訓的稅收減免的形式降低稅金。然而這是毫無用處的。因為40％的美國人並不繳納聯邦所得稅（20％的人繳納負所得稅，因為他們從政府獲得一定淨收入），這些聽起來很美妙的稅收結構變化對社會上大多數人來說是毫無意義的。

美國決策者別無選擇，只能設計一種具有創意的方式來大幅擴充套件金融資本擁有者基礎。這是關鍵的歷史時期，自由派和保守派都需要更富遠見卓識—就像19世紀的決策者們透過《宅地法》（1862年由林肯總統簽署，它將無償給每一個有興趣的美國人160英畝美國西部的土地）和20世紀透過《社會保障法案》時一樣。

最終，為了保證支援新的全球經濟的政治基礎，決策者們必須集中關注人力資本的作用。最清楚這一點的美國總統要數亞伯拉罕·林肯。在1861年第一次發表國情諮文時，林肯說：“勞動力是最優秀的資本，值得獲得更高的尊重。資本不可能存在，如果勞動力不先存在。”

1960年，後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西奧多·舒爾茨在美國經濟協會的一段著名講話中主張“人力資本”應該是現代經濟的主角：“我們各處的稅法歧視人力資本。雖然這種資本的存量已經增大，雖然人力資本明顯同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資本一樣會陳舊Hao＋shu＋duO。сom、貶值，並且需要維護，我們的稅法卻對此全然不顧。”

如今在稅收政策上，華盛頓的兩黨決策者們在企業折舊的稅收神壇前參拜，為機器提供慷慨的稅收優惠。然而教育，在需要的情況下，包括人力資本的重新培訓，被視為決策過程後的考慮，通常是最後一刻的權衡，作為政治掩護來使國會同意企業稅款備付。我的觀點是為了經濟的長期繁榮，稅法不應該將機器的價值和榮譽放在人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因為服務部門如今創造了70％~80％的GDP，“知識資本”甚至正變得比實物資本和金融資本更加重要。

請注意，我不僅僅是說增加政府在再培訓專案和加強教育方面的支出，雖然這些目標也很重要。美國的勞動者自身有時都不知道他們正在參與一場全球競爭，而持續用新的思想再造他們自己的公司對成功而言至關重要。這種超然的感覺並不奇怪，因為典型的工薪階層並沒有從新的全球經濟中得到任何金融收益。但還有一個社會或者文化現象使許多人退縮。最近的研究顯示，遍佈全社會的以技能為基礎的教育不平等現象正在凸顯，以至於即使可以獲得資金受到更高等教育，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卻缺乏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