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全球化的里根–克林頓模式和毫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機制轉變到19世紀的全球化模式的復興—一個新的重商主義時代，在這個時代裡到處充滿著基於政府控制的政治議程和資本變動的秘密協定、秘密交易和緊張狀況。最近幾十年裡發軔於工業化國家的那種善意的G7政策協調機制也漸趨式微。而盎格魯–撒克遜世界所謂的自由資本市場也處於圍攻、夾擊之中，頹廢之勢日顯。最終的結果是，全球金融市場正在呈現迅速瓦解、迅速崩潰的趨勢。

今天，世界在金融領域正在進行著一場重量級的重構。美國—這個曾經以透明度、法制規則、良好的政治環境，以及所有的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打造出來的信用“堡壘”，正在被全世界一些持有懷疑態度的人審視著。當其他國家已經開始效仿美國提高生產力的方式並且成為全球投資市場的新寵兒的時候，美國卻發現自己處在了不穩定的狀態之中。結果，全球金融活動的中心開始逐漸從美國這個金融的核心重鎮偏移—這一點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的處境竟然極其相似。

如果你懷疑這一點，我完全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一位瑞士銀行家最近向我透露，有一家中國公司的首次公開募股就是得到了瑞士銀行的部分幫助。在達成這項交易的過程中，這家中國公司繞過了紐約和倫敦的金融中心（它們是傳統上的全球金融中轉站），而直接與迪拜的金融機構取得了聯絡—這在10年前是聞所未聞的事情。由於美國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尤其在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後—美國正在失去其作為全球投資市場值得信任寶庫的獨一無二的優勢地位。

這就是世界資本市場正變得越來越不穩定的重要原因。世界正面臨著一個巨大的風險，那就是失去一個其賴以支撐的，雖然問題不少但卻支援自由貿易、開放資本的根基國家—美國。然而要想真正瞭解我們面前的風險，就有必要先了解，我們目前的困境是如何造成的。也就是說，全球化是如何轉變的，在我們的周圍究竟存在哪些令人恐懼的危險？

讓我們看一下未來的世界。今天的金融體系是相當脆弱的，因為那些積聚起鉅額財富的國家—這裡指的是產油國、中國以及亞洲其他國家—在未來的10年時間裡還將會積累更多的財富。為什麼呢？因為這些國家那種低消費、高出口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短期內是無法改變的。

在一個沒有社會安全感或福利政策不夠完善的國家裡，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儲蓄而不是消費。而且，與基於普遍性消費和個人創業精神的西方世界相比，以出口為主的商業發展模式更容易被政府官僚機構控制—當然，也更容易形成###。

麥肯錫全球學會（Th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07年的一份報告描述了當今全球金融體系的幾大決定性因素。這份報告提到了全球經濟的四大新“金融權力掮客”：一是來自產油國的投資者；二是亞洲各中央銀行和它們的主權財富基金；三是對沖基金；四是私募股權公司。這四大新的權力掮客不斷增強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控制和塑造，自從2000年以來，其資產總額已經增至原先的3倍之多，達到10萬億美元，佔到了由全球養老基金所控制的資金的40％。要知道，養老基金傳統上就是全球投資的豐沛源泉。

在這四大新的權力掮客中，產油國控制的資產份額最大—達到4萬億美元。亞洲各中央銀行控制了3萬多億美元，而其中有一半由中國政府控制。私募股權公司自從2000年以來，規模已經增長到了原來的差不多4倍，再加上對沖基金，共持有2萬億~3萬億美元的全球資金。但這四大權力掮客的資金還遠不止這些。麥肯錫全球學會估計，到2012年，這四大新權力掮客的資金總額將會達到15萬億~21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養老基金的75％。

其實一般人用不著成為行業專家就能看明白眼前發生的一切。正如麥肯錫全球學會的報告所稱：“財富和權力長久以來積聚在美國、歐洲國家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現象已經不復存在了。”但這裡的問題是，歐洲和美國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允許自己的產業基礎部門出售給外國政府控制的資本呢？比如，當中國、印度或俄羅斯控制的資本試圖購買美國半導體和高技術產業公司的股票時，美國國會該做何反應呢？正如前面提到的，如果中國試圖購買微軟公司或IBM公司的大量股份，然後要求在公司董事會里為中國政府官員謀得一席之地，那麼美國應該怎麼辦？如果俄羅斯政府開始積聚波音公司的股票呢？如果美國限制這種投資，那麼外國投資者又將做出什麼反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