額不大的行政稅或其他小稅種進行微調，也會使市場上美國短期國庫券的價值迅速縮水。然後日本，或者更有可能是法國的一些債券交易商就會利用這種狀況的改變，迫使美國債券市場陷入一片混亂之中，並促使其崩潰。或者想象一下，美國和歐洲聯合起來調控能源利用率。它們以對來自二氧化碳高排放國的進口產品徵收高額進口稅的形式制定出環境標準，這樣中國就會成為主要的涉入國。繼而，中國就會透過提高對美國農業和銀行部門的關稅來展開報復行動，這會讓華爾街難以吃得消。

面對退休金壓力逐漸增大的情況，想象一下，如果美國國會只會裝模作樣地採取一些笨拙的措施來減輕金融交易者承擔的風險，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就會產生讓人意想不到的退休金危機—其危險程度絕不亞於2007年的商業票據危機。想象一下，如果《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①的後續影響持續下去，那麼它就會慢慢地吞噬掉美國企業的競爭力。你可以想象一些讓人無法預料的結果—美國人會感覺到，他們不再是全球第一了。如果缺少競爭力，他們會惱怒不已的。美國國會對此會做出反應，事情也會麻煩不斷，對全球經濟至關重要的根本問題—資金的流動—也會出現乾涸。利率會飛速上升，經濟發展方面的失誤也會此起彼伏。對於一般的投資者來說，他們已經無路可逃了。

慢慢地，全球體系也會顯現出更大的脆弱性。最近，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就對美國國會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影響力。這個外國投資委員會是一個政府機構，它有權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拒絕批准海外資金對美國的投資。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具有關鍵的國家政策功能，它的目標就是壟斷性的資源獨立國（沙特###、###聯合酋長國、俄羅斯，等等）控制著的大約2。5萬億美元的十幾只主權財富基金（簡稱SWFs）。

但這裡的問題是，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在監督國家主權財富基金中所做的這些必要的努力是否會超出它所聲稱的國家安全的考慮呢？它早先的做法好像並不是那麼鼓舞人心。而歐盟委員會也正在對主權財富基金實施遠比美國嚴格的限制性措施。有些人認為，這是歐盟當權派利用這個機會以增加對金融市場的控制能力。

然而，西方對主權財富基金的政治焦慮不會無緣無故地就消失。畢竟，中國、印度和產油國控制了全世界大部分的過剩儲蓄。到最後，比如說，如果克格勃控制的俄羅斯政府或者中國政府要購買微軟、Google或波音10％~15％的公司股權，並且還要尋求這些公司董事會中的席位，或者要探尋公司發展的私密資訊，那麼美國人是不是能大大方方地允許呢？如果不能，那麼俄羅斯、中國和沙特###政府對西方國家在它們經濟體中的投資會做出什麼反應呢？如果要在全球市場的自由企業與政府投資的戰略決斷之間劃一條分界線，那麼這條分界線在哪裡呢？

在最近一次的歐洲商務旅行中，我與歐洲一家主要中央銀行的行長進行了會面，他告訴我他最近到上海訪問的一些情況。中國政府給他們提供了城市旅遊服務，帶領他們驅車35分鐘來到了上海郊外的一座小城鎮，這是一座新建城鎮，可到處都是空蕩蕩的辦公樓。這位歐洲官員向接待人員表達了疑惑：“這些大樓太壯觀了，但裡面卻沒有人辦公。這是為什麼呢？”接待人員回答說：“這些辦公大樓不可能永遠空著。很快，這裡就會進駐我們政府新的海外投資機構。”這位行長說：“我知道中國政府現在正在調整中央銀行的儲備策略，也就是說這些儲備資金已經不再僅僅發揮儲備功能了，而是躍躍欲試地向全球投資。”中國接待方則回答道：“是有點這種趨向。”他的這種肯定回答實際上也引出了一個問題—世界上的發達經濟體有沒有一種有效的策略來應對不斷增長的流動性投資呢？

然而，更加混亂的是，到目前為止，大多數的主權財富基金都傾向於對西方企業進行被動、非槓桿化、長期性的投資。也就是說，到現在為止，它們是在市場不景氣的時候最有可能在最後時刻退出的投資。在下一章，我將探討在今天被稱為對沖基金的流動投資。在全球經濟大規模衰退的情況下就有可能出現下面的狀況：當大型主權財富基金與工業化世界的中央銀行攜起手來，以應對工業化世界市場之中瀰漫的對投資的悲觀情緒時，對沖基金卻在做空全球經濟，或者逼迫全球經濟把賭注都壓在它們上面。一些小型的、獨立性更強的主權財富基金會讓市場更加混亂，因為它們可以透過在全球交易中聚集起來的私人對沖基金投資而做空市場。

在這種背景影響下，今天的世界好像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