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讓人放心不下的就是政治上的不確定因素。全球化反對者中既包括國會中的共和黨人，也包括###黨人。在利益集團擔心國際競爭不確定性的影響下，他們正在給全球化程序貼上“世界殘酷競爭的比賽”的標籤。在2008年美國總統競選初期，一些###黨候選人（以前參議員約翰·愛德華茲為首）和共和黨候選人（以前州長邁克·赫卡比為首）都在強烈表達反全球化的主題，而其他大多數的候選人也拒絕為全球化主題爭辯。這是因為全球化在創造鉅額財富的同時，也在引起普遍的焦慮。業務外包，這個以前把無技術的勞動者排斥在外的運轉模式，現在也在威脅著中產階層的就業機會。然而，實際情況是，從工作機會方面看，美國到現在為止還是淨“內包”，而不是外包。外國投資者在美國的投資要比美國在國外的投資高出5　000億美元，這也就是美國每年創造200萬個“淨”工作機會的一個原因。

經濟學家戈登·漢森、羅伯特·費恩斯特在分析、研究之後認為，工作外包實際上提升了無技術工人的真實工資。經濟學家威廉·迪肯斯和斯蒂芬·羅斯認為，對外包的批評之聲已經過火了：“正常情況下，現代市場經濟都會藉助其內部動力不斷地破壞，也不斷地創造數千萬個工作機會。貿易對工作機會的攪擾作用是非常小的。到目前為止，導致失業最大的因素還是來源於國內競爭。”麥肯錫公司的馬丁·貝利和哈佛大學的羅伯特·勞倫斯也都贊同這一觀點，他們認為，生產領域90％的失業現象都是國內競爭的結果，因為絕大多數的技術進步都會促使公司裁減工作人員。

另外一個引起全球經濟體系不穩定的因素是，今天的經濟發展決定了世界經濟要從以生產行業為主轉移到以服務行業為主。中國、印度和其他亞洲經濟體也會很快出現產能的過剩。為了維持經濟規模　｜ 好｜書｜多　ωωω。haoshuduo　｜　，這些國家將會向服務行業—這個美國和英國經濟的中流砥柱（在美國，服務業創造了80％的工作機會）—傾斜。即使美國也存在著很多工作機會“內包”的現象，而服務行業對此的焦慮會更強烈。在國外同行競爭的情況下，會計師、律師、放射線學者，以及很多為他們自己的生計而擔憂的人可能會處於失業的風險之中。即使一些專家感到對服務行業工作機會的擔憂有點過頭了，但這種擔憂本身就是一種威脅。

一些經濟學家，如哥倫比亞大學的傑格迪什·巴格沃蒂，就反對對服務行業的這種擔憂，他說：“工作人員就近工作還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很多服務性的工作不可能遠距離進行。”我同意那種威脅有些誇大，但這種對失去工作機會的焦慮的確是實實在在的。而且，它們還有可能引起美國政策方面的逆反應，並進而引起全球市場的動盪。事實上，在美國，那種反對所謂的“大公司利益”的平###義觀點卻在日漸加強。

令人擔心的問題是，我們的政治家們是否意識到了他們很難做到在使用立法或調控手段對全球體系進行恰當控制的同時，能夠避免帶來無意識消極後果。這種情況讓我想起了英國政府在20世紀60年代的做法，那時它透過阻止人們把金錢帶到國外消費來修補其金融體系。但實際上，這個表面上看來極其不錯的阻止貨幣貶值的做法卻被事實證明帶來了巨大災難。這種修補做法使得英國後院起火，幾乎摧毀了英國中產階層的所有儲蓄。這就是為什麼政策制定者在面對今天洶湧澎湃的資金狂潮時，需要採取一種審慎應對的策略。要知道，全球市場也有像野獸一樣被激怒的時候。

今天我們正處在一個相當奇怪的新時代，除了出口商品的國家（俄羅斯和其他石油出口國）之外，全球經濟正在越來越超出政府的實際控制—即使中國經濟也無法由中央政府輕易控制。

在這個新世界中，各國政府都在積極融入其中並試圖發揮重要作用。也許用不了多長時間，它們的影響就顯現出來了。舉個例子來說，政府機構—比如說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由第三世界債務方組成的巴黎俱樂部①—在幫助協調資金流動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新興市場債務的償清和全球現金流量的大增，這些政府機構也在更大程度上發揮著其重要的協調作用。

我們可以看一下中國和印度政府在這方面的政策，這兩個國家的政府都在同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簽署廉價的貸款合同，以換取這些市場的商品—比如說石油。但這些政策在不同程度上也引起了其他經濟體的抱怨和彼此之間的關係緊張。現在，有一些人就認為，中國從全球貨物和商品貿易體系中獲利的同時，卻沒有做出促進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