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就是一場精彩的戲劇，金融市場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觀眾。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流動資金所依靠的就是市場的信心，也就是說政策制定者在未來的短期內不會接二連三地犯大的過錯。

實際上，世界金融體系的存在依賴的是信心全球博弈。金融市場的規模—相對於政府來說—已經變得如此巨大，如果沒有一種恰當的信心體系，將會難以保持穩定。政府本身不能頒佈法令維持金融市場的秩序，它們只能賦予市場一種正在被政府監控的意識。

我們分析一下瑞銀集團的情況，它是瑞士最大的銀行和世界最大的金融機構之一。在2007~2008年的次貸危機期間，瑞士中央銀行驚慌失措地發現，僅僅瑞銀集團這一家銀行，其信貸額就達到了2萬億瑞士法郎。而瑞士的全部GDP才是4　750億瑞士法郎。在發生恐慌和嚴重的資本外流期間，僅一家銀行的債務就達到了國家GDP的4倍之多。這也就是說：瑞士政府在危機發生期間是無法承擔起改變這種金融體系的代價的—即使官方想要這麼做。而工業化世界其他國家的政策制定者也會發現他們處在同樣的情況之下，尤其是當發現金融機構所進行的是一種鉅額的槓桿投資（借入當前的投資資本再進行新的投資）的時候。

對今天的政策制定者來說，金融市場恐慌代表的是最不可思議的事情。只要投資者犯了妄想症，所有的不確定狀況就會紛至沓來。很多專家仍在探討導致1987年美國股票市場崩盤—根據今天的市場衡量標準，相當於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一天下降了3　500點—的那一影響因素，或者一系列因素。一開始，傳統的分析理論認為是資訊化的投資策略使剛剛發展起來的金融市場行為惡化了。然而，我們現在所明白的是，當一系列看上去是良性的發展步驟日積月累時，就會嚴重破壞金融市場的信心，最後導致全球金融秩序的突然崩潰。

市場參與者傾向於認為，政策制定者破壞了全球體系，並導致了投資者的恐慌和信心的喪失。在這一過程中，政策制定者所犯的錯誤看上去很小，但這些錯誤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後導致數百萬的投資者對市場失去信心。因此，可以說，政策制定者的過完全大於功。

比如，1987年秋，在時任美國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和德國財政部長格哈特·斯托登伯格之間就美元和利率問題展開了一次公開辯論。這次辯論給人們的訊號是，國際正常金融秩序已經失衡、不穩定了。美國里根政府對日本又實施了貿易制裁，這無形中更增加了自由貿易的不確定性。在股票市場崩盤前的一週裡，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宣佈，計劃對涉及公司接管的債務徵稅，這一點被許多市場參與者看做是金融市場的一種極其粗暴的行為。在同一個時期，美國眾議院一個附屬委員會透過了1988年###黨總統候選人理查德·格普哈特（2008年希拉里·克林頓參加總統競選時的顧問）的修正案，這一修正案沉重打擊了美國向其他對其存在貿易順差國家採取的制裁措施。所有的這些都會給市場一個危險的訊號，那就是全球的資本流動有可能突然處於危機之中。

比如在1987年，好像是一個很小的技術上的失誤和馬虎大意的政治舉措，就讓世界股票市場和全球經濟一蹶不振。在這個政策和市場的世界中，人們往往會考慮更多的利害關係。但金融市場是非常敏感的，好像突然之間，金融市場就感受到了各大國的消極合作情緒。隨後，幾乎是一夜之間，股票價格就開始暴跌了，隨之就出現了金融恐慌。當然，在金融市場參與者預料到當金融危機爆發時G7（七國集團）工業國政策制定者會協調行動時，股票市場又出現了反彈。但從今天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包括中國、印度、俄羅斯，以及其他產油國和高儲蓄經濟體—的實際情況來看，如果發生了市場崩潰，這種協調行動和單打獨鬥的思想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

這裡很明顯的一點是，金融市場不穩定的情況已經很普遍了。在一項對金融混亂的歷史的分析研究中，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著名經濟學家巴里·艾肯格林和羅格斯大學的邁克爾·波多認為，今天金融危機發生的機率是一個世紀之前的兩倍。

我們可能會想，今天的鉅額流動資金會突然“油盡燈枯”嗎？它會使全球的財富機器癱瘓嗎？不幸的是，這種場景並不是很樂觀的。這是因為全球其他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很有可能會追隨美國的錯誤步伐，尤其是，緊隨2007~2008年次貸危機發生之後，在保護主義和採用笨拙的金融市場調控手段的問題上。

這裡還有一些重要的不確定因素，但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