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門對各部門的規劃初稿進行審查綜合和彙編，前後搞了四五個月。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談論的都是怎樣使國家強盛起來。一個以“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為指導方針的科技藍圖就這樣誕生了。聶榮臻強調：制定科學規劃，既要高瞻遠矚，又要腳踏實地，處理好任務與學科、尖端與基礎、重點與一般、理論與實踐、仿製與獨創等方面的關係。

在這些不尋常的日子裡，聶榮臻日夜操勞、嘔心瀝血，制定落實科學規劃，組建科研機構和科技隊伍，建設試驗基地和科技院校，組織協作攻關，主持研製以導彈、原子彈為主要標誌的尖端武器，為我國尖端武器的發展和航天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其中的事例和業績不勝列舉。然而，我們要問的是：這位被譽為中國“兩彈之父”的元帥，為什麼偏偏對導彈、原子彈“情有獨鍾”，他獲得“兩彈之父”的美稱，難道僅僅因為他主持研究有功嗎？

4．3　兩彈之父

“居安思危，有備無患”，這是一句古訓。朝鮮戰爭停戰以後，新中國開始真正在一種和平安寧的環境中從事科學文化建設。然而聶帥心頭常感不安的是，在軍事技術方面，我們遠遠落後於當時的美國，這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和隱患。

聶帥常想，我們國家很大，經濟基礎薄弱，不可能靠購買武器來支撐國防，更重要的是，從科學發展的趨勢來看，技術越發展，保密性也就越強，別人即使給我們一些東西，也只能是效能次先進的技術，唯一的出路只有儘可能吸取國外先進成果，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研製的道路，即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當時，聶榮臻對一些搞國防科研的同志說：“誰也不可能把最先進的東西交給別人，這一點不但應該作為我們思考問題的出發點，而且應該成為我們制定國防科研方針、政策、任務的依據。”建國後，常規武器兵工廠初具規模，但是，聶帥認為，只有常規武器遠不能保證國家安全，況且當時生產的常規武器，在效能、品種上也大大落後於技術先進的國家。

然而，兩彈是近代各種科學技術成果高度融合的結晶，兩彈的複雜性幾乎牽涉到國民經濟所有的生產部門和技術領域，必須組織全國大協作才行，其難度，在當時來說是可想而知的。在當時人力、物力、財力缺乏，尤其六十年代初碰到三年自然災害、政策上的失誤與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停止一切援助所帶來的巨大困難，是知難而退，還是迎刃而上？當時面對著以導彈、原子彈為主要標誌的國防尖端專案是“下馬”還是“上馬”的問題形成了尖銳的矛盾。有些人認為困難太多、太大，國防尖端技術發展應該放慢速度，還有少數同志甚至提出停止搞尖端技術，認為用在這方面的錢太多了，會影響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發展，他們主張只搞飛機和常規裝備，不搞導彈、原子彈等尖端武器。而聶帥的堅定信念是：

堅持攻關搞“兩彈”，並以此帶動其他現代科學技術向前發展，他還確定了“縮短戰線、任務排隊、確保重點”的方針，具體安排是：在科研與生產的關係方面，以科研為主；在尖端和常規的關係方面，以尖端為主。聶帥的這些想法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支援。陳毅甚至表示，脫了褲子當掉，也要把我國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他還多次風趣地對聶帥說，我這個外交部長的腰桿現在還不太硬，你們把導彈、原子彈搞出來了，我的腰桿就硬了。

事實證明，透過攻關，各單位各部門幫助了“兩彈”過關，反過來，“兩彈”過關又帶動了國民經濟建設中大批新型原材料、儀器儀表和大型裝置的發展，帶動了許多新的生產部門和新興學科的建立和發展。1956年10月，聶帥在國防部五院的成立大會上要求把“以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研成果”作為五院的建院方針，當即受到熱烈贊同。1960年1月，中央在上海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聶帥在會上專門向中央彙報了中蘇科技合作的情況。聶帥說，看來靠蘇聯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蘇聯為了保持領先地位，在尖端技術上對我們加緊限制的情況日益顯著，他們想長期使我國處於仿製階段，處於依附地位，永遠落後他兩三步。8月，蘇聯背信棄義，撕毀合同，從中國撤走全部技術專家。這再次證明聶帥的遠見卓識、料事如神。蘇聯此舉，迫使我們拋棄依賴心理，更快地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學會了自己走路，我國科研獲得一個重大轉折，蘇聯撤走專家不僅沒有促退反而促進了中國科技的發展。為此，毛澤東曾風趣地說：“應該給赫魯曉夫發一個一噸重的大勳章。”

1964年10月16日，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