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中耳和乳突骨發炎。你必須到國外去做顯微手術，我們這裡沒這個條件。我們將不得不把你的顱骨鋸開，那樣極其危險。為了你自己的安全，到國外去治療要好得多，好得多。”

這位醫生坦誠相告：“我能在這裡給你做手術，但我擔心他們會給我施加壓力要我在你麻醉後作手腳。即便是我拒絕，他們也會找別人來幹這種事的。無論如何，你去國外治療要好得多。”貝娜齊爾感謝他為自己健康和安全所做的努力。貝娜齊爾在後來出版的自傳中寫到：“可以說（他）挽救了我的生命。”

貝娜齊爾申請出國治療沒有得到當局的同意。她的病情日益嚴重，左半臉開始失去知覺，耳內雜音使她幾乎聽不到外面的聲音。醫生每星期來克里夫頓70號一次，為她清理感染的耳朵，但醫生日益受到刁難。

“你經常開車到海得拉巴去，是不是？”一個警長問醫生，“你有沒有看過電影《死亡的希望》？”第二天，有人匿名給他家送去了那部電影的錄影帶。此後，有人在電話裡威脅他。但醫生一如既往，這令貝娜齊爾深受感動。

儘管母親已經出國，但貝娜齊爾並沒有被人遺忘，她的朋友彼得·加爾佈雷思和佩爾參議員仍時刻在關注著她。

1983年6月21日是貝娜齊爾的生日，親戚朋友獲准來為她祝賀生日。

“感謝真主，蛋糕沒遭殃。他們對什麼都不放過，我們一直擔心你還沒切蛋糕，就讓他們先切開了。”薩米碰、薩娜姆和佩而帶著佩麗花了好幾小時做成的巧克力蛋糕一起來了。

在英國的朋友維多利亞·斯科菲爾德等人也沒忘記她。貝娜齊爾後來得知，6月21日牛津辯論社宣佈為在監禁中過生日的貝娜齊爾體會靜默一分鐘，這通常是在前主席去世時才享有的殊榮。

那天晚上，信德省軍法管制執行官阿巴希將軍突然光臨克里夫頓70號，這令貝娜齊爾大吃一驚。因為當天上午，看守要貝娜齊爾去見阿巴希將軍，但貝娜齊爾嚴辭拒絕了。她沒想到阿巴希將軍房然屈尊自己來到克里夫頓70號。

“我知道你病了”，阿巴希將軍說，“我是名軍人，但並不意味著我對你不關心。別忘了，我們兩家相識已經有好幾代了。你要能去國外治病是最好不過的事情。可不能給我們在政治上製造麻煩。”

貝娜齊爾當時並不知道齊亞·哈克政府正面臨著西方尤其是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巨大壓力。她把阿巴希將軍的來訪看作是將軍想觀察一下她的精神面貌，估計一下如果她獲准出國，將會幹些什麼事。因而，貝娜齊爾裝著急於去國外治療，然後立即回國。由於對外面的形勢一無所知，貝娜齊爾捲進了一場新的政治運動中，因此差點失去獲得自由的機會。

隨著8月14日巴基斯坦獨立日日期的臨近，“恢復民主運動”發起了為恢復民主進行的第二次群眾運動。貝娜齊爾在克里夫頓70號內積極響應，她認真收聽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閱讀報紙，瞭解運動的發展狀況。她還冒著巨大風險，同人民黨領導人在附近的中東醫院和拉卡納秘密設立的辦公室保持聯絡。

與以往不同的是當局沒有在運動剛開始時即加干涉。貝娜齊爾秘密寫信給人民黨的幹部，告訴他們對外國外交官及報界說些什麼，要他們堅持住這一勢頭，不要讓當局有時間對運動進行鎮壓。貝娜齊爾深知一旦信被發現，她出國就醫將毫無希望，而且可能會被送回監獄。為了消除看守們的懷疑，她裝做十分虛弱，有意識地將眼睛盯著地毯，使看守們認為她病入膏肓，顧不上考慮別的問題了。

“告訴貝娜齊爾，讓她用我的名義發表一個宣告”，布托夫人請人轉告貝娜齊爾。貝娜齊爾立即坐到電子打字機前，打下了鏗鏘有力的一行行字：

“我愛國的、英雄的同胞，我尊敬的兄弟姐妹們，我勇敢的兒女們我們這場運動的宗旨是非暴力反抗。六年來，我們遭受了迫害和壓迫，我們要求恢復民主的呼聲不被理睬，我們的人民被監禁、被處死。這些我們已經受夠了。我們呼籲所有的公共汽車司機停止開車，所有的鐵路工人不去上班。我們呼籲警察以你們達都的兄弟們為榜樣，不要向無辜的人民開槍，他們是你們的兄弟。不要害怕這場運動。它為的是人民、窮人和孩子，為的是不讓他們繼續遭受貧窮、飢餓和疾病的煎熬。為你們的議會，為你們的政府，為你們的憲法奮鬥！只有這樣，才能產生為人民利益著想的政府，才能廢除只屬於一小撮人及其走狗的政府”

反抗運動如火如荼，成百上千的人在運動中失去了生命，齊亞本人也差點被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