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得了“童生”就可入“庫學”，進一步考取“秀才”；得了秀才即可“入監”、“人貢”，再參加“秋闈”的鄉試考舉人，而進一步參加會試考“進士”。中舉即可做官，此時秀才也較其他人好捐官。因此，得中“童生”，就等於有了做官的最基本的基礎條件，是“官苗子”了。所以有人與十歲的吳蘊初開玩笑說：“阿貴大人還沒得掃帚長，就進得學了，好聰明啊！”可是“阿貴大人”，家不足貴，而且屬於“賤”類，那學校的執教者不堪為“師”，以門楣變臉色，歧視貧寒，屢屢侮辱吳蘊初，氣得吳蘊初採取少兒惡作劇的手段反抗：從屋上掏洞撒尿。因而，被逐出了學堂。

不去考那撈什子秀才、舉人，學點本事，找個出路，至少可以賺兩個錢添補添補家用。就是出於這種心理，在吳蘊初十四歲時（一九０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已）進了廣方言館。由於光緒已於前幾年接受了張百熙、張之洞等大員的奏請，釐定了公學各級學校章程與學制，基本上以張之洞提倡的“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的原則，興辦了不少學堂，上海的廣方言館便是這一時期與這一指導思想下的產物。廣方言論幾乎相當於現今的外語學校。進這所學校，祖父是反對的，老人家出於愛國心理一向不喜外國的東西，而且也覺得國家太弱，即使外語學得再好，也難得與洋人平等待遇，所以他阻止這個他最喜愛也最寄厚望的長孫說：

“讀洋書，學洋文，到頭來國人不喜，外人不用，還不得給洋人去倒夜壺？”

可十四歲的吳蘊初以為，學，他就要也必然學好，學好了，也就學懂了洋人的東西，“我學好了，有了作為，說不定還叫洋人給我倒夜壺呢！”於是，他堅持著進了上海廣方言館。也果如其想，工夫是不負有心人的，何況他又十分聰明，沒多久就學得很不錯了，再加深造下去，那麼純熟起來是不成問題的，可父親簫舫公的那“五斗米”已填不飽漸已長大的五弟、妹的肚子了，他是長子、長兄，不能不分擔家庭之重。於是只好於學了剛剛一年就戀戀不捨地放下了洋書本，仍回到了嘉定縣西門的家中，到嘉定第一小學，憑他學的那點兒“ABC”，做起了英語教師，收入雖說不多，可也於家計不無所補。但是，時局的變化，又使他渴望學習的勁頭大大地增長了。張之洞等大臣會訂的“學章”，已得正式頒用，決定丙午（光緒三十二年，一九０六年）一科之後，“俟各省學堂辦齊有效，各科學額分別停止”。並改“管學大臣”為“學務大臣”，以孫家鼐充任。丙午會試以後，各省學堂已“辦齊有效”，故於當年（一九０六）八月初四，清廷正式頒令廢止了科舉，推廣學堂。上海兵工學堂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組建的，相當於稍高於中專的檔次。畢業生多數安排去向是上海製造局，待遇自比小學教師好得多。科舉一廢止，上海兵工學堂便開始傳出了招生的訊息，吳蘊初聽了躍躍欲試，便向其父簫舫公提出了報考的要求。簫舫公雖深覺家用開支愈來愈大，自己已獨力難撐，可仍為兒子的前途著想，略一沉吟，便應允了。可是有兩個條件。今年考不取以後就不要考了——那麼點兒底兒，考上與否，實是未知之數；考上了，家裡是無力負擔的，須一邊學習，一邊打工，爭取自立。吳蘊初信心十足，也十分樂觀，他表示一定要考取，也一定自立，甚至說：“父親大人放心，孩兒不但在經濟上會自立，還要多賺點錢來貼補家用！”

簫舫公聽了深覺對不住這麼小的兒子，至於“貼補家用”，他相信這個長子不是隨口說說，定會當回事去做，可他才只十四五歲呀，內疚與欣慰之下，他唯有苦笑。

他考中了！進了上海兵工學堂的化學專業！

“兵工”不“兵工”，對他並無大的影響，這“化學”卻自此為始與他結下了不解之緣，使他得入了科學殿堂之門，直接關係了他終身的事業！

他憑他的特有的智慧，堅定的信心與努力，實現了他“一年考取”的誓言，也憑著他頑強刻苦吃大苦、出大力、耐大勞的實際行動實現了他另一個諾言：自立並貼補一些家用。他入學伊始，就擠出儘量多的時間去打工賺錢，而且很快就獲得了獎學金。雖是幾塊錢，可對於一個窮學生來說，特別是他這個無家人負擔卻要負擔家人的窮學生，無疑是非常重要的，起碼認真節省著夠他的學習費用了。另外，一方面是他學習勤懇，成績突出，另一方面是校長體恤學生，富有同情心，很快就安排他到兵工學堂的附屬小學兼教算術學。可得到六兩白銀的報酬。這對於他來說又是一個很可觀的數目。可他仍不滿足，仍是擠出時間去打工做苦力。無論是酷暑還是嚴寒，他都不畏寒熱，不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