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子云拿起那瓶“劍南春”酒好一陣欣賞，先吃了一口冷盤，然後端起酒杯一飲而盡，情不自禁地說：“好酒。”

方子云自斟自飲，連喝了三杯，把空杯往桌上一瞰，這才說：“吃了，也喝了，就由不得我了。你我同事三年彼此都瞭解，不必兜圈子。你有什麼動機那是你的事，我無意成全你，也不會坑害你，我只遵循一個實事求是的原則。來之前我反覆考慮過了，因為宋一坤這個人不是用好或壞就可以說明的，所以我決定告訴你一件不該說的事，但有一個條件：無論今後發生什麼變化，這件事你只能爛在肚子裡，帶到棺材裡。”

夏英傑鄭重地說：“我向你保證。”

“我相信你。”方子云點點頭，他摸出一支菸慢慢地點燃，慢慢地抽。事關重大，他需要穩定情緒。許久，他開口了，“宋一坤是因偷稅罪被捕的，但他並沒有偷稅，偷稅的是別人。他是因為有人舉報他才被捕的，但根本沒人舉報他，舉報他的人正是他自己。他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個把自己策劃進監獄的人。”見夏英傑不語，方子云倒上一杯酒，但沒喝，接著說：“宋一坤是上海東方裝飾工程公司總經理，被捕前半個月我接到他的一個電話便秘密去了上海，在上海只待了幾個小時，那封偷稅二十萬元整的舉報信是他親筆草擬的，由我抄寫一遍。我把匿名舉報信投進信箱後當晚就離開了上海，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夏英傑心裡暗暗吃驚，甚至感到恐怖，她好像看見一個物體在從容地下沉，沉到普通人的眼睛和意識無法觸及的深度，而這深不可測之中卻蘊藏著可怕的鋒芒和能量。

夏英傑屏住呼吸沉思了片刻，緊張地問：“是什麼樣的需要使他必須到監獄裡躲起來呢？”

“不知道，或者說不該我知道。”方子云回答道，“一坤有他做事的章法，舉報不法行為是每個公民的光榮義務，這個界線，他事先已經給我劃定f。”

夏英傑領悟地點點頭，沉默了好一會兒，她才感慨地說：

“看得出，他是把你當成真朋友了。”

“一個不成器的窮朋友。”方子云刻意地補充一句。

夏英傑想說“不能以窮富論英雄”，但沒有說出口，因為方子云已經打算棄文經商了，目前只是個時間問題。時代變了，人的價值觀念也在改變，眼前這個曾立誓要固守陣地到最後一刻的前衛詩人，終於也動搖了，要下海、要發財、要做一個俗人。夏英傑從這位詩人的眼睛裡看到的，不知是一個時代的進步還是一個時代的悲哀。

“他是不是黑社會的？”夏英傑問。

方子云哈哈一笑說：“你想哪兒去了？我告訴你，真正說起來宋一坤只有兩個朋友，一個是我，一個是葉紅軍，我們是大學的同班同學。葉紅軍對政治經濟學很有研究，早就出國了，先是在奧地利，後又移居義大利。”

夏英傑又問道：“宋一坤為什麼要離婚？”

“為了一句話。”方子云饒有興致地說，“鄧文英有一次在氣頭匕說出廠一件一坤不知道的事。她說，別以為當初是我要追你，看上你的不是我，而是找爸爸。她父親是省交通廳長。”

“就為一句氣話？不能成立。”夏英傑說。

“當然，那只是個引子。”方子云說，“我以為，鄧文英始終擺脫不掉的是那股居高臨下的俗氣，可能是他們婚姻基礎的致命傷。”

“那麼，宋一坤是什麼背景呢？”

“窮山裡窮村子的窮孩子。”方子云感慨地說，“論學歷、家庭條件和社會地位，一坤是無法與鄧文英相比的，難怪有些老同學見到我說：宋一坤這小子不識抬舉，天生的賤命。”

接著，方子云簡要介紹了宋一坤的身世——

宋一坤出生在山東泰山腹地一個貧苦的小山村裡，三歲喪母，十一歲失去了父親，從此與姐姐宋寶英相依為命。自江州大學畢業後在省日報社做了三年記者，被省交通廳長看中調人交通廳任廳長秘書，在這期間認識了廳長的女兒鄧文英。鄧文英畢業於武漢大學企業管理專業，後到法國進修了三年服裝設計，任北京夢妮奧時裝總公司副總經理。鄧文英是受父親的影響嫁給宋一坤的，婚後宋一坤調到省經濟委員會工作，鄧文英一直看不出丈夫有什麼事業心，兩個人的關係開始出現矛盾，而此時的宋一坤也陷人了窘迫之境，周圍的人都認為他是抱了女人的大腿才得以有今天的，這種環境實際上已經斷送了他，他的任何努力都會因為鄧文英的家庭背景而統統變質。於是宋一坤提出離婚，不久又辭去公職，到上海組建私人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