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反俄戰爭開始時，情況更加緊張起來。　德國人侵入俄羅斯土地深深地震動了我。　我的俄羅斯遭到死亡的威脅，她可能被肢解和被奴役。　德國人佔領了烏克蘭，到達了高加索，在被佔領的俄國部分，他們的舉止如野獸一般，他們對待俄國人就如同對待劣等民族一樣。　瞭解這一點非常重要，可以思考德國人戰勝了什麼。　我一直相信俄羅斯是不可戰勝的。　但是對於俄羅斯受到危險的體驗也是非常痛苦的。　我感到自己與紅軍的成就溶在一起，我把人們區分為希望俄國勝利的和希望德國勝利的兩種，我不同第二種範疇的人們交往，認為他們是變節者。　在巴黎的俄國人中有親德分子，他們期待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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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補充１５３

從布林什維克手中解放俄國。　這引起我深深的反感。　從１９２年被驅逐的時候起，我一直認為蘇維埃的國際目標和武裝干涉者的國際目標都是違法的。　我任何時候也不崇尚暴力。　但是，當暴力表現為紅軍保衛俄羅斯時，我認為是符合天意的。我相信偉大的俄羅斯人民。　在巴黎是很艱難的，我的朋友開始受到拘捕，一些朋友由於政治的原因被驅往德國，在非常悽慘的環境中死去，蓋世太保的代表一次也沒有到我這裡來，也沒查問我的活動的性質。　某些直接反對我的指控者不能提供證據。　但在瑞士報紙上登出了我的被捕的訊息。　過了一些日子出現了蓋世太保的代表，像往常一樣，是兩個人，他們要了解為什麼出現關於我被捕的傳聞。我用德語同他們交談，這是為了簡便。　他們告訴我，從柏林來了質問：報紙上關於拘捕如此著名的和珍貴的（在德國的）哲學家比如別爾嘉耶夫的訊息，意味著什麼？按蓋世太保代表的話說，這引起了驚慌，當然這是被大大誇張了的說法。　但是我自己不止一次地提出問題：為什麼我沒有被捕，尤其是當拘捕是很草率、沒有充分的根據的時候？我一直沒有隱瞞自己的觀點。　當人們誇大我的知名度和我的意義的時候，我很不喜歡，那種自大感覺與我格格不入。　但是，我在歐洲和身國，特別是在德國的大的知名度是原因之一。　在沒有重要理由的情況下拘捕我被認為是不利的。　我開玩笑地說，這表現了德國人對哲學的尊重。　後來我又說，在民族—社會主義者的高層中有人自認為是我（作為哲學家）的敬仰者，他不准許拘捕我。　在這些可怕的年代裡，我不可能有任何外在的積極性。　我呆在自己的家裡，偶爾到巴黎去，在被認作危險地方的巴黎咖啡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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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３自我認識

我一般是不回憶過去的。　在２０年中我可能到咖啡館去過三次。　按自己的特點來說，我彷彿是個封建主，住在自己的有升降橋的城堡裡。　對發起任何事情，儘管與德國人的聯絡很鬆，我一概拒絕參與。　因此，我不能作報告和演講，我用這些時間集中精力於寫作，進行哲學創造。　但是在我家裡星期天還是集中了具有愛國主義情緒的俄國人，有時甚至作報告。我們的家是愛國主義感情的中心之一。也常有法國人參加。在被佔領的年代，有意思的集會是在莫列舉行的主要討論神秘主義和精神問題的集會。　我作了兩次報告：關於彌賽亞說和關於尼采的宗教悲劇。　除了在莫列家裡的集會外，還有在達維小姐那裡舉行的集會，她是很有學問很有才能的女人，我們的新朋友。　這是致力於精神探索的學習班，在那裡我就以下題目作了一些演講：“彌賽亞思想和歷史問題”。這主要是左派天主教徒的學習班，但是有新教徒、東正教徒和自由的探索者參加。達維還在巴黎的富麗堂皇的莊園裡舉行集會，第一次集會只是討論我在法國出版的書《精神與現實》。

在這次會上我與某些天主教徒，特別是馬賽爾（他認為我是無政府主義者）

存在著思想衝突。在這些年裡我認識了羅曼。　羅蘭，他有一個俄國妻子。　在羅曼。　羅蘭身上我感到道義上的個性的重要意義。　他對蘇俄和對俄國共產主義的好感並不意味著對唯物主義的好感。　相反，他是唯靈論派。　他帶著很大的好感讀我的書《精神與現實》，並且對於我的書中論佩吉部分寫了很好的評論，他在我關於客體化的思想中發現了與佩吉的某些同源關係，儘管他只部分地相信這種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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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補充３５３

G這些年代是艱難的與痛苦的，這不僅是外在的，而且是內在的。　這是內在的精神鬥爭、矛盾、懷疑探詢的時代。　我已經說過，按自己的素質說，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