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葉”音，而且照著字面上有什麼就對翻什麼，不顧太多的發音規則。後人為著尊崇先人的緣故，就這樣認訛為是了。許多30歲以上的人知道麥當勞是來自美國的快餐品牌，而對於一個5歲的孩子來說，在他睜開眼的時候，麥當勞就是一家建在他家樓前不遠街上的本地快餐館。其實，這些知識上的典故或者感受差別也並不奇怪，因為解釋哲學和建構主義都告訴我們，我們所遇見的事實其實都是被人們詮釋過的和命名過的，而不是純然客觀的。當然，我們也有機會去重新命名或者詮釋這些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我們所知的自己國家和另一個國家（比如中國和美國）的很多事實，其中很多也不過是這樣一些為各色人等詮釋和命名過的“事實”而已。

我們在生活中的歷史印象、遺傳知識，因受我們知識、見識、經驗、能力和人脈交往的侷限，其廣度、深度和確實度都十分有限。我們不僅僅慨嘆“知人知面不知心”，而且我們也深感常無“自知之明”。而對於一群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認識，其難度自然就更大。由此我們也知道，人文知識作為一種長期和無止境的詮釋和命名的過程，甚至比自然科學知識更具有彈性和再思索的空間。

我曾在河北徐水縣的農村聽村民聊他們眼裡的美國，說“美國鬼子”雖有錢、武器先進但真正打仗時候會一副“膿包樣”；在美國愛荷華州我的農場主朋友道格家中，我也曾聽他太太同情地談起她對中國的認識，感到中國是一個“很講究吃，什麼都吃”，但是好像“比較窮，什麼也沒得吃”的地方。其實，不管我們實際上擁有多少知識，也不管這些知識是否準確，我們每個人（不論是知識分子還是農民）都具有一種自然的為自己所遇到的概念拼織邏輯圖案的能力。

“中國”和“美國”就是這樣兩個日漸為兩國人民更加經常和頻繁地觸及的概念，從新聞、課堂、旅遊場所，到商場、廣告、網路和大街。今天的中國人與美國人對這兩個概念有了更多的瞭解及反思的機會，但是作為兩個廣闊而複雜的大國，作為在文化、體制及交流上仍然有著巨大差別的國家，這些機會並沒有完全消除認知不對稱、傳播不充分和視角調整不及時等障礙，結果是，今天中國人與美國人對彼此國家的認識更豐富了，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更有歧義了。

社會學家曾用“鏡中我”的說法來說明人們只能透過他人的反饋才能真正認識自己。瞭解其他國家人民心目中的“中國”對我們認識自己的國家也許有特別的幫助。另一方面，瞭解“境中我”一個處在特定場景中的人的自我感受，瞭解“美國人心目中的美國”和“中國人心目中的中國”，與“境外人”的印象進行比較，也可以有一些耐人尋味的互相促進的作用。詮釋過的世界似乎充滿了主觀，而使主觀更具客觀性的惟一途徑可能是儘可能呈現更多種認識視角及更多來源的資訊，這樣，普通的讀者就可以在更多的背景資訊下交叉審視、調整或者鞏固自己原有的判斷、認識和思索。

我和方大為是一見如故的朋友，我們彼此都有在中美兩國求學、研究、學術與非學術社會交流的經驗。除了作為職業外交官，大為也是一個熱心參與中國社會生活的社會活動家；我除了從事專業研究，還積極保持與美國社會多個領域——投資、環境、人口、國際關係與國際安全、能源、公共衛生、農業、非政府組織等方面的積極聯絡，與數任美國駐華大使保持交往。我們有幸接觸到對方社會的方方面面的普通人、學者、政府領導人，對於海闊天空下中美兩國的許多領域的問題具有廣泛的興趣和在觀察方式上的共識。在這裡，我強調的是觀察方式的共識，而不是觀點與主張的共識，因為在實質性的主觀主張上，我們有許多不一致。這種主張的不一致和觀察方式的一致，使得我們更感到有機會一起討論問題的價值——不同主張豐富雙方的認識，彼此認同的方式使得這種討論以富有建設性的方式進行。這本書與其說是我們兩個整天的對話的記錄，不如說是我們彼此長期對兩國事物留意觀察的記錄，是我們兩年多零星討論的總結，也是我們希望中美人民加強互相瞭解並希望自己有所貢獻的具體努力。因此，我們希望本書的中文版和英文版都能在兩國讀者中產生積極反應。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期待讀者對我們的努力給予肯定，但是我們更希望中美間有更多的來自民間社會和政府層面的推動兩國人民加強了解的作為。

在全球化的時代，國際化觀念和國際化生活越來越成為一種對我們每個人都十分現實的日常現象。最近，中國外交部成立了一個“公眾外交處”。過去，中國人一向視外交為職業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