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１日，毛澤東給羅寫了一封信，上面說道：“不如從事教育之有大益，性質長，此一也；可使研究與性相近之學，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會務之後盾，三也。”

羅學瓚後來參加勤工儉學留法預備班是學的教育，到法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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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從事華工教育工作。

關於培養人才，蔡和森覆信中，談到他們兩人的一些共同看法：“潤兄七月二十六日之信，已經收到。所論才、財、學三事，極合鄙意。學會之會員，須加以充足的物色與羅致，不當任其自然發展也。至於求才，其方亦自多端：１、遇；２、訪；３、造。遇中得人，一見傾心，此屬特別少數。

訪中得人，其數不定，自身之吸力大同化力大者，所得必多，反是不得不少。造之一層，尤為必要，尤較可靠。“這種”造“的想法，大概是毛澤東信中著重談到的。當時何叔衡、陳章甫等一批學會會員，都在長沙的楚怡、修業、周南女校等校教書，那時有些”小學生“的年齡比較大，程度比較高；中學和專科學校，則更有發展餘地。毛是一直注意長沙這個基本陣地的，因此他想把羅學瓚也留下來。

蔡的信中接著說：“造分兩號：一是造相遇相處之同輩，二是造幼齡之小學生。

前者如兄來京時，便當施行；後者則弟甚望同輩中多出幾個小學教員，萬勿以個人暫時之不經濟，忘卻遠大之舉。來書‘失此不為，後雖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勢不順而機不暢，效難比於此日矣。

‘弟深以為然。“

１９２１年，在長沙創辦自修大學（以及附設補習學校和初中班）之後，毛澤東的這種理想，才終於實現。

為了向外發展，當時學會中許多人都已離開或正準備離開長沙。

根據各種情況和條件，特別是湖南青年不滿現狀、思想激進的很多，毛澤東認為長沙是學會最重要的基地，尤其在培養人才方面，沒有其他地方可以代替。他很不同意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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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骨幹何叔衡、陳章甫等再到外面去，這樣，學會就可能浮游各處，而沒有後方了。後來他們都終於留下來，同毛一起在湖南活動。蔡和森是很贊成毛這種深謀遠慮的。他在覆信中引用毛信中的話說：“若其大意，則在‘吾輩總要如何秉了現在之志向，於現在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礎，以為後來活動地步。

‘吾兄頗以去長沙為遺恨，弟則久思所以補救之方。“

他也不同意陳章甫再去日本，以為留在長沙的學會同志，應當“毅然決然就省中教席，以與鼎丞提挈會中大事，三四年後，必有可觀，為會中立其基礎。”他覺得他們如能“出以揮霍旁通之才，廣聯高小、中學、專門（學校）之學生，而且介紹京湘之常常通訊，實無異親炙也。”

正是由於有了這樣長期打算的以長沙為基地的組織準備，五四運動時期，在毛澤東和新民學會會員領導之下，長沙和湖南終於爆發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並且最後獲得驅張運動的勝利。

關於求學的方法，毛澤東歷來不贊成從外國資產階級模仿來的那一套學校教育，而主張自由研究，自學為主。關於到外國留學，是否要進學校，他也有很多疑問。為“求得世界的學問”

，他當時主張採取大規模自由研究的方法。

一方面有計劃地派人去世界各重要地方，儘快吸取新的思想學說；另一方面，在國內組織一個類似後來實現了的自修大學這樣的團體，大家在一起作共同的研究。

（１９１８年７月間，在寫給蔡和森的另一封信中，曾提出這一想法。）蔡對此極表贊同。

７月２４日的覆信說：“大規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動吾之心，慰吾之情，雖不詳說，差能瞭解。

兄之‘夢囈’，尤是弟之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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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我智絯，祛我情瞀，①其為狂喜，自不待言。前者對於大學之興味，全在製造友生；對於往法興味，全在團結工人。

自由研究社略分內容與外延，今兄於外延已略揭其端，遠矣大矣，只有巴黎一處，當加矣！“蔡也早就懷疑進資產階級學校讀書是否必要。信中表達了這樣不同凡俗的觀點（這種觀點自然同他的潤兄是一致的）

：“私竊以為不但本國學校無進之必要，即外國學校亦無進之必要；吾人只當走遍各洲，通其語文，讀其書報，察其情實而已足，無庸隨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