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這十多年來，實行了改革開放國策，才有望於２００年時達到小康水平。從經濟方面深加追究，也正是由於這種同封建主義結合的小農自然經濟，只能產生以家庭和土地為依託、以自給自足為理想的凝固而封閉的經濟結構思想；所謂互通有無、調劑餘缺也是以此為前提的。加以客觀上，過去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對我們實行長期封鎖，中蘇關係的破裂（原來也主要是政府間的簡單記帳貿易）

，使我國經濟長期處在高度集中和政府統制的計劃經濟結構中，“文革”

十年更處在一種封閉狀態中。古今內外的影響，也使得毛澤東的經濟思想不可能超越這種社會存在。我們不能苛求他的經濟思想能同現代國際經濟運動、開放發展的格局相協調相一致。１９５６年在《論十大關係》中，他有過“多元化”的經濟開放思想，曾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說到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這倒是我們現在應當很好繼承和發展的。

當然，中國幾千年同封建主義共生的小農經濟，對毛澤東政治上長期“左”的錯誤思想，有更深廣的影響。長期的農村環境和農民戰爭，一方面提高了農民的革命意識，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同農民的血肉聯絡；另一方面，黨員和幹部大都出身於農民，農民固有的封建思想和小生產觀念，在黨內不能不有著廣泛的影響和深厚的思想土壤。此外，白區黨長期處於地下狀態，以及共產國際和蘇共高度集權的影響，也使得黨的民主生活難以健全，而容易形成家長制、一言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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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

風。這種情況，新中國成立以後，經過幾次整風運動，也沒能得到解決（在那樣一種體制下，也不可能解決）。相反，戰爭年代必要的一元化領導經驗，發展到“書記掛帥”

，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大家習慣於以“人治”代“法治”。

此外，在我們這個根本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還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即：中國革命勝利與毛澤東個人威信的高漲同時到來，使得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很自然地把毛澤東看作是中華民族的大救星，誰都衷心樂意高唱《東方紅》，包括從青少年時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統治的老一輩革命家，他們也難得擺脫傳統的束縛，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個人崇拜的既成事實。隨著個人崇拜的發展，最後促成毛澤東可以隨意實行個人專斷。

可以說，這種中國特有的小生產的自然經濟以及在小生產基礎上形成的習慣勢力（它們容易產生英雄崇拜和個人迷信）

，為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提供了活動的舞臺。

（三）現行體制的障礙和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後，在體制上曾長期存在的問題是過於集權。

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學習蘇聯，我們沿襲了戰爭時期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照搬了蘇聯集中計劃的產品經濟體制，並建立起與政治、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文化體制、對外關係體制等。

按照蘇聯模式，把國家所有制、指令性計劃、統一調撥產品、輕視市場經濟等等，作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把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終身制、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高度集權等等，作為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內在要求；把對科技、文藝等領域實行的行政干預和對文化教育的高度集中管理，作為社會主義文化體制的內在要求。這些日漸僵化的體制，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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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７３

面障礙了社會主義經濟尤其是商品經濟以及文化藝術事業等方面的發展，另一方面干擾著社會主義民主化的程序；同時，黨政各級缺乏制衡與調節的機制，這都導致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實踐發展到隨心所欲的地步，形成日益嚴重的集權體制與個人崇拜的惡性迴圈。這裡應當著重一談的是，國際共運史上沒有正確解決領袖和黨的關係問題，對我們黨也產生了消極影響。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與集體領導原則，必須正確解決領袖同黨的關係，這個問題對執政黨尤其重要。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為批評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把領袖同黨對立起來的觀點（所謂“領袖的黨”

、“群眾的黨”）

，有專門一章論述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關係。文中強調了領袖的重要地位與作用，指明領袖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集團。這裡講的是一般政黨政治的原理，並沒有論及無產階級政黨執政後，這方面可能出現的新問題。列寧著重講了領袖的重要地位與黨和階級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