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基督教的偶像崇拜的時候，才能使他們

愜意。所以這份《伊索》雜誌的傲慢的懷疑主義只能適應一小部分的人，因為只有這批

少數人士才領會到他們堅毅的精神。但這股力量是完全不參加行動的。

他們可不顧慮這些。法國愈民主化，它的思想，藝術，科學，似乎愈貴族化。科學

躲在術語後面，躲在它的殿堂裡頭，比十八世紀時更難接近了，除了對那些已經入門的

人。藝術，——至少是尊重自己而尊重美的那種，——也是一樣的對人深閉固拒，瞧不

起群眾。便是對於行動比對於美更關切的作家，重視道德思想甚於美學觀念的文人，也

有種沒法形容的貴族氣息。他們似乎要把內心的火焰保持純潔，而不是把這火焰傳遞給

別人；他們彷彿不求自己的思想得勝，而只求證實。

可是這等作家裡頭也有從事大眾藝術的。在最真誠的人中，有些是宣傳無政府主義

的、含有破壞性的思想，——那種遙遠的未來的真理，也許在一百年或二千年後是有益

的，但目前只能折磨心靈，灼傷心靈；另外一批卻寫些沉痛的，或是挖苦的戲劇，沒有

幻象的，非常悲慘的。克利斯朵夫讀過之後，覺得原來想把自己的痛苦忘掉幾小時而來

的觀眾，結果得到這樣悒鬱不歡的消遣，真是太可憐了。

“你們拿這個給大眾嗎？〃他問：“那才是把他們活埋呢！”

“放心，〃奧裡維回答。〃大眾不會來的。”

“他們這才對啦！你們簡直髮瘋，難道要把他們生活的勇氣統統拿走嗎？”

“為什麼？讓大眾象我們一樣知道事物的悲慘面，而仍舊打起精神來盡他們的責任，

不是應當的嗎？”

“打起精神？我不信。毫無樂趣卻是一定的了。而一個人生活的樂趣給拿走以後，

他也差不多完了。”

“有什麼辦法？我們總不能把真理歪曲。”

“可是也不能對所有的人把真理統統說出來。”

“這個話竟是你說的嗎？你是永遠求真理，自命為受真理甚於一切的人！”

“是的，為我，還有為那些相當堅強而受得了的人，的確應當給他們真理。但對於

另一些人，那簡直是殘忍，是胡鬧。現在我看清楚了，我在本國的時候從來沒想到。德

國人不象你們這樣的鬧真理病：他們把生活看得太重，謹慎小心的只看著他們願意看的

事。你們不是這樣，所以我喜歡你們：你們是勇敢的，直捷爽快的，可是不近人情。你

們自以為發掘出一項真理的時候，就得把它摔到社會上去，不問它會不會闖禍。你們倘

若把自己的幸福為了愛真理而犧牲，我沒有話說，我很敬重你們。但是為了愛真理而犧

牲別人的幸福，那可不行！那太霸道了。應當愛真理甚於愛己，可是應當愛別人甚於愛

真理。”

“難道因此就應當對別人扯謊嗎？”

克利斯朵夫用歌德的幾句話回答：

“凡是最高的真理，我們只能挑出能使社會得益的一部分來說。其餘的，我們只能

藏在心裡；好象一顆隱蔽的太陽有種柔和的光暈似的它們會在我們所有的行動上放出光

彩。”

但這些顧慮不大能打動法國作家的心。他們不問手裡的弓射出去的是“思想還是死

亡”，或是兩者都有。他們缺少愛。一個法國人有了思想，就硬要旁人接受。沒有思想，

他也同樣要人接受。眼見做不到了，他便不願意再有所行動。這是那般優秀人士不大管

政治的主要原因。有信仰也罷，沒信仰也罷，各人都深藏著。

有人做過種種嘗試，想消滅這種個人主義，組織一些團體；但這種團體大半馬上傾

向於文學清談，或者變成可笑的幫口。最優秀的都勢不兩立，以互相消滅為快。其中有

些傑出之士，有精力，有信心，天生能聯合與指導一般意志懦弱的人的。但各人有各人

的隊伍，決不肯跟別人的合併。他們組織什麼會，什麼社，發行雜誌，所有的德性都齊

備，只少一件，就是退讓；沒有一個團體肯對別的團體讓步，它們互相爭奪群眾（其實

也是為數極少而挺可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