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著‘突然而至’的西夏東宮六衛，蒙古人似乎真的到了末地一樣，簡直不堪一擊，等到昧克大殺一番之後，就向五虎山上逃去。

取得了‘勝利’的昧克，也不在趁勝追擊，對著山上的鐵木真叫罵了一番之後，就興高采烈的回到克夷城中。

五虎山上，鐵木真和木華黎等人望著絕塵而去的昧克，紛紛大笑，此乃吳庸為他們出的‘示敵以弱’之計，就是要讓李承禎先勝一局，只有這樣，才能讓李承禎奪了穩守城池的甯子寧的兵權。

只要李承禎想要建立功勳，就一定會中計奪權，進而引兵出城決戰，到那時，西夏人焉有不敗之理！

此時此刻，鐵木真當真想要放聲大笑幾聲！

第486章　關於元朝行省制度（二）

（三）行省制度的優勢：權力大而不專

主張行省是地方分權和主張行省是中央集權的人，雖然對行省功用的認識相左，但對行省所握權柄頗重，二者的看法又如出一轍。

關於元行省權重的最有代表性的史料依據，莫過於程鉅夫《論行省》及明人批註。先來看程鉅夫的說法：

今天下疏遠去處，亦列置行省名稱太過，威權太重。凡去行省者，皆

以宰相自負，驕倨縱橫，無敢誰何。所以容易生諸奸弊。錢糧羨溢，則百端欺隱，

如同己物。盜賊生髮，則各保界分，不相接應。甚而把握兵權，伸縮由己。

明人批註又曰：“元末各省專恣不相救，以底於亡。大明革省立市政司，與相公言合雲”。

程鉅夫言行省官恃宰相名分，兼握財賦、兵甲諸權，當是元行省權重的形象寫照。但也應看到，他所言行省官“驕倨縱橫，無敢誰何”，“伸縮由己”的情形，僅適合於某段時期。若以此概言有元一代的行省，未免失於偏頗。從程文“今江南平定已十五餘年”句，可以窺知，該文撰於至元二十八年左右。在元二十八年以前，忙古臺、阿里海牙分別專權於江浙、湖廣二行省，程文所述大抵符實。至元二十八年以後，忙古臺移任江西行省，權勢大減，阿里海牙受鉤考自殺身亡，情況就與前有所不同，行省官也不復是“無敢準何”，“伸縮由己”了。至於明人批註，只反映元未行省被允許便宜行事以後的情況，並非元代通制。不足為訓。這一點，後面還將詳細闡述。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至元二十八年前後，元廷制訂了一整套比較嚴密的政策，將行省權力規範在大而不專的模式內。這種政策和規則對行省制的性質及功用，都是至關重要的。

這套政策的內容大致有四項：

第一，行省內部實行群官圓署和種族交參制，以成互相牽制、分權制衡之勢。正如趙天麟所說：“今立行省於外，維持錯綜，眾建其官，有諸侯之鎮而無諸侯之權，可謂於審力之形矣”。與元代其它官府類似，行省也實行群官負責和圓署會議制，行省官員通常由左丞相、平章、右丞、左丞、參知政事等六、七人組成。所掌行政、財賦、軍事、刑名等庶政，採用圓署會議和專官提調相結合的方式處理。圓署會議即行省官員集體參與的會議，圓議結果要以與議者押署的形式成為某種定議。史稱：行省所掌重要政務，“事從公議”，

而且常有“大事集議，眾論不齊”及某些與議官員“嘗有違言”等情況。據說，行省長官具有一定的“畫一之權”。但行省官員內部的互相牽制掣肘，又隨處可見。行省的軍事權，專門由佩金虎符的丞相、平章等官提調。錢穀財賦，也由朝廷指定的一二名官員掌管。其他官員一般不得隨意干預。有的甚至“出入不復關聞”長官。另外，行省多名官員中，常常是蒙古人、色目人、漢人交參任用。其長官又大抵是怯薛宿衛出身的蒙古人或色目人。就是說，行省機構的總體權力頗大，但由於群官議政和軍事、財賦等專官提調，其處理各項庶政又是有所分工，互相配合、互相牽制的。每名行省官都不可能**行使權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協助或制約。即使是提調軍事和掌管財賦者，也需要與其他官員一起同署議政，更不能將軍事、財賦二柄集於一身。官員的種族交參和怯薛出身等，又是元廷對行省長馭遠控的特殊而有效的辦法。

第二，行省轄區內宣慰司、路府州縣、漢軍萬戶府等仍然接受朝廷（吏部、樞密院）的任用、遷調、考課等管理。如前所述，即使是湖廣、四川、雲南、福建等邊遠行省路以下官吏的銓調升用，也由朝廷三年一次遣使舉行。這就保證了行省轄區的地方官吏受轄於國家、效忠於朝廷的職業官僚的基本屬性。他們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