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這時國家農委、中科院等單位，決定在全國選十個縣進行農村基本情況的全面調查，最後每縣要寫出一本報告。讓所裡參加，這正是農經室的任務，白剛沒有課題負擔，便派他去參加，使他有機會到上海、江蘇、四川等先進縣去考察。考察的結果，他看到廣大農村都處於貧困之中，即便南方的糧棉高產地區，糧食畝產千斤以上，畝產皮棉百斤，在那個年代，產量算十分高了，但除去成本除去徵購也難得富裕。

一些富裕社隊主要是依靠工副業，當時叫做“以工補農”。從全國有名的富裕社隊他得到了啟示：只靠種植糧棉油，農民再艱苦奮鬥也擺脫不了貧困，其實道理很明顯，農民人均一二畝地，國家拿走一部分徵購，購的部分都是低價。還要養社、隊一批幹部，除去生產成本，農民剩下的還有多少，把農民都死死地捆在土地上，怎麼能富裕起來？不少地方，農民辛苦一年，一家老小還填不飽肚子啊！

根本出路是必須把一部分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允許他們務工經商才能擺脫困境。一些富裕社隊，都是這樣。雖然有些做法和現行政策牴觸，但當地領導多是睜隻眼閉隻眼，有些地方已經是半公開了。所以他決定進行“建立農工商綜合經營的農業經濟體制”的研究課題。在全國十個重點縣調查的總結匯報時，他詳細談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國家農委領導的贊同。白剛向所裡詳細彙報以後，他的課題也得到了批准。

這樣就必須擺脫“以糧為綱，一切砍光”的束縛，衝破政策上的許多條條框框，轉變一提農業就是種植業，一提農民就是種地的傳統觀念和認識。可是當時還是人民公社體制，非議“以糧為綱”仍然是一個禁區。讓農民搞商業，更是國家政策不允許的。連雞蛋都必須賣給國家，何況其他？雖然允許社隊搞集體企業，但當時政策卻只允許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銷售。

白剛對這一系列的規定十分反感，搞商品經濟要人盡其才，物暢其流，怎麼能把人和物資都捆在當地不準流通？不僅搞工副業如此，就是農業也是把農民捆得死死的。

所裡讓白剛帶一些科技人員到基地縣一個公社搞綜合試點，原來和縣裡說好在點上給科研人員更大自主權，但後來連什麼時候澆水，什麼時候施肥，都是縣裡統一指揮，稍有不同意見，公社、大隊幹部便要受處理，扣獎金，不準評先進，氣得農民們都說全縣的人只有縣委書記一個人會種地。

白剛在點上的切身感受，又加上在全國各地的考察研究，逐漸地感覺到，農民長期貧困的根源，正是這種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種種政策和規定，剝奪了農民和基層幹部的自主權，使農民只能成年累月面朝黃土背朝天，再艱苦奮鬥也擺脫不了貧困。

其實白剛這種見解也並非多麼高明，不是在老家時縣委書記講公社那一套規定禁忌時，連老農民都說這樣只有窮死拉倒嗎？只是人們受多年的傳統思想束縛不敢多想、想到了也不敢多說而已。

想到這裡，他也不敢想下去了。如果說打他右派是冤枉的，那麼右派改正以後只有一年多的今天，再來一次反右，他豈不是個地地道道的右派？他自己的顧慮還好說，而且也不怕丟官兒。他重新到省裡工作時，家裡的侄子、外甥們，都想要他那套木匠工具，說你到省裡做官去了，還要這玩意兒幹啥？

儘管不少人苦苦哀求，他卻說什麼也不給。公開說是他以後還要業餘時間打傢俱，不能丟了木匠手藝。實際內心卻是隻要以後工作中受歧視、不順心，他就寧肯回家還幹木匠，也不肯低聲下氣地去忍受別人的白眼。

因為有了這種決心，他才敢於在研究中衝破禁區，政策不允許的事情，和高階領導不一致的意見，他也敢於寫文章，也敢於在公開會議上大聲疾呼。可是否定公社制度，這可非同小可。人民公社是毛主席親自倡導的，是公認的社會主義模式，是通往共產主義的橋樑，形象的形容為升入天堂的天梯。前不久有一位全國著名大學的農經系領導，一級老教授，到所裡基地縣考察，準備寫他參加世界農村發展學術會議的論文，白剛認為這是向大專家學習的好機會，專門去拜訪，一問他的論文題目：《人民公社是金橋》，他說是十幾個農經專家研究決定的，白剛再也不想探討什麼問題了。當時還是這種思想狀況，你要是否定人民公社制度那還了得？

你寧可回家當木匠？恐怕那時就由不得你了。二十多年一家人在深淵中苦苦掙扎，剛剛重見天日，還想回到過去那種苦日子？不想自己也得為全家想想吧？這問題他不得不認真考慮。

年底所裡舉行關於農業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