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嚴肅場合，他覺得還是叫大名為好，“你看大夥兒也是這個意思。埋了吧！公社那頭，你去交待。公社一定要批，埋了也是照樣批嘛！”

大炮心裡也明鏡似的，為這麼個事，人都死了，有啥批頭？可是在他那位置上，公社又有話，不得不那樣表示。現在看到人們這種情緒，便也就坡下驢：“二叔既然說了，大夥兒也是這意思。”轉過頭去對治保主任等幾個幹部說，“咱商量一下，給公社說說？咋樣？埋了吧！”治保主任說要批鬥，也是覺得職責所在，他也心知肚明，這麼點事批啥？見支書同意埋，便痛快地點了點頭，其他人沒說什麼，大炮果斷地揮了一下手，好像十分豪爽又敢於承擔責任的樣子大聲說：“埋吧！公社怪罪下來我兜著。”

幹部們走了，圍觀的走了。要家也安靜了下來，只有一家大人孩子的哭泣聲。人埋了，沒有鑼鼓奏樂，沒有祭奠儀式，沒有送殯隊伍，也沒有哭聲。什麼時候埋的，怎麼埋的，連街坊鄰居也很少有人知道。

要得平，一生也沒有得到平靜；只有這時默默地走了，走得是那樣平平靜靜。從此沒有人再提起他，也沒有人再議論這件事情。好像他已經走了很久很久，好像這件事發生在一個遙遠的年代，早已被人遺忘。

只有一個人總是神情恍惚，魂縈夢繞，心中放不下。那就是他的兒子要建貴，不僅幹活的時候痴迷瞪眼地發呆犯傻，休息的時候更像著了魔一樣纏著白剛：“老舅！我覺得我爹還沒走遠。”白剛說：“別瞎說啦！死了死了，人死了就了啦！還有什麼走遠走不遠的。”要建貴說：“我說他的魂兒沒走遠。”白剛說：“哪有鬼呀魂兒啦的，那都是瞎說，沒有的事兒。”

“沒有的事兒幹啥？昨天夜裡我回家一進門看見一個人一晃上門後頭去了，就是我爹，我趕緊到門後頭去找啥也沒有。在屋裡屋外找再也看不見了，你說這不是他的魂兒是啥？我爹也是不想走啊！”要建貴說得十分真誠，絕對是他的親身經歷。白剛說：“人死了怎麼能還看見呢？那是你心裡想得悲切，眼睛裡發生了一種幻覺。一瞬間好像看見了，馬上又消失了，其實什麼也沒有。”要建貴說：“你說真的沒鬼？”白剛說：“沒有！老人死了，又是這樣死的，你心裡悲痛、不平，想得痴迷，以後還可能發生這種情況，鬼是絕對沒有的，不要怕。”

“老舅啊！我是怕啥呀！我倒希望有鬼呀！我爹的魂兒能在黑夜到家來看看也好啊！他捨不得走，我們也想他呀！他命苦啊！”說著這個愣頭愣腦五大三粗的小夥子竟然又哭了起來。

白剛萬萬想不到他竟希望有鬼，而且希望與鬼相處，自己打破了他的幻夢，倒覺得有些歉疚了。一個很長的時間，要建富見了白剛總是眼淚汪汪的，又痛苦又羞澀，見不得人的樣子。要建貴則是不斷地述說著他一個一個的噩夢。死了的平平靜靜地走了，活著的則是不盡的悲痛和無限的噩夢。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30（1）

要得平的死，在白剛的心裡也引起了深深的震撼。他原來覺得自己只要謹慎小心，就不會有什麼事。這些年雖然風風雨雨，但終究熬過來了。尤其是回到家鄉以後，覺得白一村人還樸實，家族的人也多少有個照顧。可是到了關鍵時刻，有時人們也會身不由己啊！要得平雖然一向規規矩矩，小心謹慎，連孩子們說句大話，他都堅決制止，在村裡人緣也不錯，但是因為這點小事不是落了這樣一個結果嗎？看來這裡不是久留之地，能離開還是爭取離開。

促使他離開的更迫切的原因還是經濟問題。他們又有了一個女兒，吳玉萍生小孩以後便回農業局機關了。機關沒有宿舍，在外邊租了一間民房，還要僱一個保姆照顧小孩。她一個月工資只有四十元，養一家人。保姆一月十六元，加上房租就去了工資的一半多，留給她們一家四口的只有十幾元錢了。

白剛在隊裡累死累活一月只有五元左右的收入，還不夠保姆工資的一個零頭。而且兩地生活白剛帶著兒子，一出工鎖上門便把兒子扔在村裡沒人管。吳玉萍帶著女兒處境更難，保姆是隻管上班的八小時，上班時把孩子送去，下班便把孩子接回來。所以下班以後既要忙著做飯，還要照顧孩子，忙得暈頭轉向。心情又不好，孩子沒奶，還要想法給孩子做吃的東西，兩地生活花銷也增加許多。

白剛勞動每天收入只有兩角錢，多吃半斤糧食集市價就是兩角多，每天做飯節省著燒也得一捆高粱茬頭，集市價又是兩角錢，冬天取暖兩頭開銷更多。所以經濟的逼迫使白剛覺得不能再這樣了，如果自己能去看孩子，不僱保姆省下的錢就比在隊裡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