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藝術荒原的國度傳播他的美與藝術了。

然而，美國人喜歡的不是他的談服飾、談英國文藝復興的演講，而是想看看這個特立獨行的時代怪人是什麼樣子：穿什麼衣服啦，打什麼領結啦，等等；更有甚者，不少美國人還寫文章對他大肆攻擊、謾罵。王爾德不是不知道這種嘲笑的分量，但他不但沒有屈服，反而更加堅定地鼓吹自己的信仰。但是，從其一生看，王爾德此次與其後來作為藝術家去各地演講也沒什麼兩樣，何況王爾德是抱著滿腔熱情去傳播愛與美的。這樣的一種對比或許能說明某種問題：在王爾德之前，狄更斯也曾到美國做過演講，並大獲成功，原因是狄更斯能給美國人提供他們急於想聽的東西，但王爾德卻沒有自己的東西可給，他只能兜售他老師的東西，而聽眾又根本不想聽。就像惠斯勒後來所諷刺的：〃王爾德與藝術有什麼關係？他只不過是與我們同桌吃吃飯，從我們的菜盤裡拾幾隻李子做成布丁沿街叫賣而已。奧斯卡呀和藹可親、不負責任、貪婪自私的奧斯卡呀！〃

問題就在這裡。在這件事上，王爾德是上當者，但他並非毫無責任。自父親死後，越來越追求豪華生活而又入不敷出的窘況，也是促使王爾德這次為一點點錢而賤賣自己的主要原因，但不可原諒的是，他不但賤賣了自己，而且連帶著讓整整兩代不求金錢、不求炫耀的詩人、畫家、批評家毫無價值地變得聲名狼藉了。他們從來只像藝術家應有的樣子工作著，默默地創作出最優秀的作品，自甘貧窮，淡泊名利，毫不在意別人嫉妒、攻擊和憎恨，即使對最心懷叵測的批評家的抨擊也一笑了之，而王爾德卻使這些藝術家為之努力的藝術運動變得滑稽可笑起來。當在美國盡己所能地演講和出過洋相之後，王爾德卻數數手裡的鈔票，瀟灑地將江湖醫生的外套扔到大西洋，以英國紳士的身份出現於巴黎，並開始寫作《斯芬克斯》。

藝術演講掙來的錢很快就花光了，王爾德於是又回到倫敦。這時他發現，詩、服裝、演講都沒能使他征服社會，於是他就孤注一擲般地結了婚。新娘子漂亮、溫柔，而且給王爾德帶來了一筆可觀的嫁妝，使他們能在泰特街住下來。婚禮是1884年5月29日舉行的。他們有兩個孩子。這場婚姻後來證明是不幸福的，王爾德的同性戀嗜好（就像他喜歡向日葵和唯美服裝一樣，都只是一種嗜好）當時就似乎影響了這對夫婦的愛情，但也有不止一個親密朋友證明了王爾德夫婦是非常相愛的，特別是王爾德，看起來似乎很滿足。

80年代是王爾德創作和發展的重要時期，這時的他已可稱為評論家、作家或編輯家了（　1887年6月接手編輯《婦女世界》）。雖然仍還有木偶戲諷刺他，但他在社會上、在社交界已穩獲成功，他開始應邀參加各種各樣的午餐會和晚餐會，客人們以能與他交談為榮。現在的他再訪巴黎時，就不再是那個從美國大敗而逃的無名的唯美主義者了，而是一個鼎鼎大名的詩人、作家、社交界的名流。他結識了很多的巴黎名士，其中或許還有他一向尊敬的於斯曼。今天看來，王爾德在巴黎結識的似乎主要是放蕩不羈的上層文化界人士，即那種對藝術家來說是貴族，對貴族來說又是藝術家的人。

就是因了80年代後期的創作，王爾德才贏得他在90年代的名聲。他實際上一直在尋找著能表達他的人格魅力的寫作形式，能充分發揮他的天才的寫作形式。他嘗試過寫幻想小說、短篇故事、柏拉圖式的對話、格言警句，並在每一領域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功，如《快樂王子及其他故事》（1888）、《鋼筆、鉛筆和毒藥》（1889）、《W。H先生的畫像》（1889）、《謊言的腐朽》（1889）1890年，當他在報紙上連載其惟一一部長篇小說《道林·格雷的畫像》時，其作為一個傑出藝術家的地位已經固定了，其作為一個墮落頹廢藝術家的地位也同樣固定了，因為這個時代的批評，這個時代的民眾的理解力、鑑賞力無法欣賞這樣一種輕鬆、睿智以及給人快樂、啟迪、熱情的作品，公眾以無知的輕視看待王爾德這樣的藝術家。而王爾德和他的導師羅斯金、佩特、西蒙斯一樣，都相信批評存在的價值就在於幫助人們欣賞藝術，而不是喋喋不休地以種種理由侮辱藝術，所以他的作品不為世俗所動，不為譏刺和謾罵所動，而一直是其特立獨行的個性的表現，所以誰也不能否認其作品的真實性。

王爾德數年來也一直想寫出一部成功的劇本。1883年他重返美國，執導《維拉》，1891年又在紐約的百老匯大劇院上演了他的《帕多瓦的女公爵》。但他第一部成功的劇作是1892年2月20日在倫敦上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