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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１年，維爾加爾德第一次用摩萊裡的名字出版了《法典》。

巴貝夫無疑是正確的，因為他指出狄德羅和摩萊裡是自己的導師。

巴貝夫主義的思想淵源於摩萊裡的學說。

當然，作為革命共產主義者的巴貝夫主義者和這位導師中間隔著資產階級大革命，因而他們就不得不以某種方式把十八世紀中葉的這位有些過時的啟蒙學者的學說吸收到當時的經驗和要求裡。但是無論如何他們是和這位導師緊密地連繫起來了，可見《法典》對於他們的影響是無可爭辯的。

但是，摩萊裡之所以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不僅由於他是巴貝夫和“平等派”的導師。摩萊裡這部書的直接的宣傳作用不能僅限於十八世紀範圍以內。摩萊裡對於下一代的共產主義者，即對於十九世紀前半葉的空想共產主義者來說，也是一位導師。

１８３０—１８４０年，法國共產主義情緒重新高漲起來，這時人們又重新對共產主義的老作家們發生了興趣，其中，除了巴貝夫主義者（邦納羅蒂①）而外，摩萊裡也佔有首要地位之一。

顯然，摩萊裡對卡貝②的空想共產主義也發生了

①菲力普。邦納羅蒂（ＦｉｌｉｐｏＢｕｏｎａｒｏｔｉ，１７６１—１８３７）

，法國革命家，巴貝夫運動的歷史學家，原籍義大利，是巴貝夫“平等派的密謀”的主要參加者之一，對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革命家有過很大影響。——譯註②埃蒂耶納。卡貝（ＥｔｉｅｎｅＣａｂｅｔ，１７８—１８５６）

，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波旁王朝復辟後成了秘密燒炭黨黨員，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的積極活動家。

在哲學觀點上他是唯心主義者。——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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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摩萊裡的共產主義理論３９１

影響。當時一本最富有獨到見解的共產主義書籍的作者，即空想共產主義的最偉大的代表人物德薩米①就不止一次地指出摩萊裡是共產主義理論的最高權威，是自己的直接先驅者。

在這個時期的其他共產主義的體系中，對《自然法典》也作了某種程度的介紹。

在空想社會主義發展的所謂唯理論的階段，摩萊裡是一位典型的代表。唯理論是唯心主義社會哲學的一個派別，它的特徵是把理性制度和非理性制度對立起來。某種適合於自然和理性的制度是存在著的。它也許已被理性所“發現”

，並且已被理性從人的天性中引伸出來。現存的社會制度是非理性的，它是人類理性愚昧和錯誤的結果。為了過渡到理性制度，必需使理性的光芒驅散無知的黑暗。必須發現真理，在人間傳播，因而真理也就不能不取得勝利。人類的歷史就是這樣由人類理性的過錯以及對理性的發現而形成的。

我們可以看到，從托馬斯。莫爾②開始直到十九世紀所有的空想社會主義的代表都具有這種唯理論觀點的因素。莫爾認為他所描述的烏托邦制度，從人們的世俗利益的觀點看來，是最合理的、最適宜的制度。這個制度之所以好，是由於它符合人的自然規律、人的自然愛好和人的最可靠的領導者——理性。另一方面，傅立葉的“社會法典”即在社會關

①德薩米（ＴｈéｏｄｏｒｅＤｅｚａｍｙ，１８０３—１８５０）

，法國空想共產主義革命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是《公有法典》。——譯註②托馬斯。莫爾（ＴｈｏｍａｓＭｏｏｒｅ，１４７８—１５３５）

，空想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之一，傑出的學者，人道主義者。他生於英國倫敦的一個法官家庭，就學於牛津大學。亨利八世時歷任國家要職，後因被控“叛國”罪而被處死刑。——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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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１自　然　法　典

系中保證和諧的規範的總和，也是他用純邏輯的方法從人的最基本的天性、從人的情慾中引伸出來的。

“社會法典”的原理適合於自然的和理性的要求。對於早期的即十七和十八世紀的社會主義體系說來，唯理論是一切體系的基礎。愈是接近十九世紀中葉，在各種社會主義的理論中，歷史現實主義的色彩就愈濃；在這些理論中，我們就愈能夠找到更多的對社會關係的唯物觀的萌芽。但是社會主義要徹底從唯理論的傳統中擺脫出來，只有在它和烏托邦斷絕關係，並且在辯證唯物主義中找到真正的科學基礎的時候才有可能。

十六—十七世紀產生的唯理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