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有過接觸，就斷定他可能會受這些人的影響，進而認為張國燾從一開始就對馬克思主義抱著陽奉陰違的態度。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就會發現，正是透過與這些人的接觸，他才看到了他們身上存在的缺點與不足，打破了對他們的盲目崇拜。

當時，張國燾已經23歲，以往的經歷已使他具備了一定的政治見解和判斷事物的能力。他雖然佩服梁啟超、張東蓀的學識，尤其是梁啟超變法的膽識，但與李大釗、陳獨秀等人蓬勃向上的精神相比，他更清楚地從梁啟超身上看到了研究系的失意和改良道路的末日。從梁啟超不再參與政治、決心只搞學問研究的一番談話裡，他體味到其中厭倦的情緒與消極的慨嘆。從此，他曾崇拜的梁任公在他心目中已不再那麼光彩，也不再那麼神秘了。

他曾十分敬仰孫中山以及他的追隨者們。小時候，他曾因能親眼目睹黃興的風采而激動不已。在他的心目中，孫中山及其追隨者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然而，這次到上海，經過與孫中山以及其他幾位國民黨要人的接觸，他徹底打破了對國民黨領袖久存的仰慕之情，看到了他們因屢受挫折而鬱郁不得志的境況。尤其是擔任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總幹事一職後，他進一步看到了國民黨渙散無力、人浮於事、求名而不務實、忽視紮實的基層工作、熱心於上層活動等弊端。所有這些，都使張國燾的思想受到了深深的觸動。

也許正是由於在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任總幹事的親身實踐，他後來才那麼堅定地對共產黨人，尤其是從事工人運動的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持反對態度。

正當張國燾不知將自己的命運託付何處的時候，在北京的陳獨秀也因躲避警察的逮捕來到上海。

在李大釗護送陳獨秀離開京城的路上，他們討論了在中國組織共產黨的問題，相約在北京和上海分別進行。李大釗返京後，立即著手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為建黨做思想上、理論上和幹部上的準備。到達上海的陳獨秀也開始了積極建立共產黨的工作。

張國燾是在許德珩約他為陳獨秀尋找住處時，才得知陳獨秀來滬的訊息。從此，他與陳獨秀有了多次接觸的機會。

1920年2月27日，陳獨秀考慮已久的“上海工讀互助團”召開籌備會。到會者有陳獨秀、汪孟鄒、康白情、劉清揚、戴季陶、沈玄廬、彭璜、蕭子璋等20餘人，張國燾也參加了這次會議。張統模：　《一九二○年初陳獨秀兩次離京南下的經過》，《黨史資料叢刊》1983年第4輯。

這時，正是上海共產黨組織的初創時期。張國燾親眼看到了陳獨秀與李漢俊、沈玄廬以及當時也參與鼓吹馬克思主義的戴季陶等人的密切往來；親耳聆聽了陳獨秀關於中國只有實行徹底革命以推翻軍閥，只有走俄國人的路才有出路的教誨。雖然他並不知曉李、陳相約建黨之事，但從陳獨秀的言行中，他已體會到了一種與梁啟超的改良派和孫中山的國民黨全然不同的精神追求。

如果說，在此之前張國燾還在諸多的政治團體和派別面前徘徊彷徨、猶豫不前的話，那麼現在他已知道自己應該作出怎樣的抉擇了。

5月初，張國燾辭去協會總幹事一職，返回北大。

與他半年前離開時的情形相比，北大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就在他回校前的一兩天，5月1日，李大釗、鄧中夏、何孟雄等組織了北京第一次紀念國際勞動節的活動。《北京大學學生週刊》、北京《晨報》等，都出版了紀念專號。北京大學組織了有工人和學生500餘人參加的紀念會。李大釗在會上發表演說，宣傳八小時工作制，稱讚俄國十月革命後取得的成就。

由何孟雄帶領的八名同學，分乘兩輛出租汽車，每人手執一面小旗，上面寫著“勞工神聖”、“五月一日萬歲”、“資本家的末日”等字，高喊“勞工萬歲”等口號，身上攜帶傳單，由馬神廟出發，分別向市民宣傳。

鄧中夏等人也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50人上街講演，張貼標語，並深入到長辛店機車車輛廠向工人們宣傳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意義。

上海的經歷，北京的所聞，都使張國燾激動不已。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已不可能再回到埋頭讀書的境況之中去了，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這一新的洪流之中，才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回校後的第二天，他就去拜訪了李大釗。

他向李大釗談了上海之行的收穫。在談話中，他得知李大釗已經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吸引了大批學生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如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何孟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