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拋向何方。每日每時，他都在忐忑不安中度過。難道真要在牢獄中度過一生？他不無淒涼地這樣想。

這時，一件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突然改變了他的命運。這就是當時震驚中外的北京政變。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將領馮玉祥趁直奉戰爭之際突然發動了北京政變，由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隨之倒臺，京畿衛戍司令王懷慶也被卸了職。

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與張作霖、段祺瑞組成聯合政府，並表示同情廣東革命政府，願與孫中山合作，將所部改稱“中華民國國民軍”。中國共產黨利用這一時機，由李大釗出面，多次做馮玉祥的工作，把“二七”慘案以來一批被捕的工會領袖和骨幹營救出獄。

10月底的一天，新到任的警備司令經過草草盤問後，便宣佈將張國燾等人全部釋放。

張國燾儘量按捺住狂喜的心情，挽著楊子烈疾步朝監獄門外走去。

這時，同行的範體仁問他為何不帶頭提出政府曾摧殘人權的控訴，張國燾的回答是：　“政局的變化五花八門的，我們能這樣出來，就算萬幸了。讓我們暫時饒恕他們，一心注意我們未來事業的發展吧！”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361頁。嘴上這麼說，實際他心裡在想：　我剛剛擺脫了厄運，何必自找麻煩呢？

張國燾夫婦出獄後，暫時住在趙世炎家，來看望的同志很多，大家都為他們僥倖出獄而感到欣喜。

從同志們的談話中，張國燾瞭解到，在他們幾個人被捕後，黨立即發動了抗議和營救運動。《嚮導》週報連續發表《工界厄運重重》、《漢口之黨獄》、《告勞動平民和青年學生——為漢口北京黨獄》、《北京之黨獄》等文章，聲討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鎮壓革命的暴行，並發動參眾兩院議員19人，致函內務部總長，要求釋放張國燾等被捕之人。

聽到這些，張國燾真是感到無地自容、羞愧萬分。與同志們鼎力營救的行為相比，自己的叛變行為是多麼卑劣！他決心隱瞞在獄中叛變的真相，以便繼續得到同志們的信任。於是，一個叛徒在厚顏無恥地向被他出賣了的黨訴說著他在獄中是如何在敵人重刑之下咬緊牙關，堅強不屈，不吐露半點黨的秘密。他繪聲繪色地講述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凡是聽到他“英雄”事蹟的人，無不對他肅然起敬。

張國燾的隱瞞是成功的。如若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人們在過去的檔案裡發現了他的自供狀和其他檔案材料，恐怕至今世人也不會知道他在1924年這段經歷的真實情況。

同志們把張國燾當成了英雄。他不僅得到了信任，而且在後來還進入黨和軍隊的領導核心。

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之後，張國燾似乎又回到了他原來的角色之中。他把對革命的厭倦埋在心裡，開始關心黨的工作和國共合作的發展，從表面上看不出現在的張國燾和被捕前的張國燾有什麼明顯的不同。但正如張國燾自己所說，經過四個月的牢獄生活，經過四個月的反思，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他把自己的真實思想掩蓋起來，開始帶著消極和圓滑的態度來對待周圍的一切，對於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對於共產國際代表的決定，對於黨的最高領導人陳獨秀的要求，不再提出尖銳的不同意見。

十七　再次進入領導核心

1924年10月張國燾出獄後，開始參與中共北京區委員會的一些工作。

11月底，孫中山應馮玉祥邀請到達北京。隨後，鮑羅廷由瞿秋白陪同，帶著由30餘名青年工人組成的便衣武裝衛隊，從廣州乘軍艦至青島，然後改乘火車也來到北京。

鮑羅廷到京後，北京的共產黨人經常由鮑羅廷召集在一起開會，張國燾也在被邀之列。透過這些會議，張國燾瞭解到當時的國內政治情況以及國共兩黨和共產國際等方面的情況。

在北京的這些會議由於沒有發現原始記錄，後人很難知道其內容。只有從當事人的零星迴憶中，我們才能得到一點資訊。這裡是彭健華的回憶：

一次，鮑羅廷召集北京的黨內負責同志及全國鐵路總工會的負責同志在蘇聯大使館開會，討論有關國共合作及如何大力發展國民革命軍軍事力量，準備北伐戰爭的問題。

出席會議的有：　鮑羅廷、瞿秋白、李大釗、高君宇、趙世炎、範鴻動、張國燾、彭健華等。會上，鮑羅廷首先談到如何發展國民革命軍軍事力量的問題，他提出要在廣東現有的軍隊中建立一個軍事中心力量。他說：　“現在要準備北伐了，需要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