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行為，而其意圖紊亂國憲，實已毫無疑義。除李大釗等業經諮請嚴緝外，相應抄錄各路工人姓名，諮行貴部查照。希即轉令一體嚴速查拿務獲，歸案訊辦，以維路政，而遏亂萌。②

內務部接到王懷慶的兩個密諮後，立即密諮交通部、教育部，令京師警察廳嚴加註意，迅速緝拿李大釗等共產黨人。

李大釗聞訊，立即化裝成商人，在兒子李葆華陪同下，前往昌黎五峰山避難，全家也搬回樂亭老家。

就在李大釗離開北京的當天晚上，反動軍警查抄了他的家，隨後又追到樂亭去抓他。兩次撲空後，6月11日，北洋軍閥政府內務部發出了對李大釗等共產黨人的通緝令，並密令各省長、都統、鎮守使、護軍使“嚴速查拿，務緝歸案”。

這時，李大釗在五峰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委派他為首席代表，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這樣，李大釗又化裝成商人，秘密回到北京，與其他幾位代表見面後，便分別坐火車離開了中國。

被張國燾出賣的共產黨員中，有一些並沒有像李大釗那樣幸運地脫離危險，如範體仁、孫雲鵬、吳鵬九、葉雲清等人不幸被捕。另外被開除、被通緝者還有40餘人。北方鐵路工人運動又一次遭到了嚴重的挫折。

張國燾在後來所寫的回憶錄中，將他出賣組織和同志一事全部抹去，相反，他把自己粉飾成了堅貞不屈的英雄，向人們述說他面對敵人的審訊，如何毫不畏懼，如何被人強扭著按了手印，如何絕食。但無論怎樣，他也不能否認他後來得到了一般犯人所得不到的優待。對此，他這樣解釋：

關於我之終能轉危為安的內幕，後來，我出獄後，王法勤先生曾面告我，這並不是他所能為的，而是齊燮元的一句話，無意中發生了效用。原來，當王懷慶捧著我在上面打過手模的公文去見曹錕請示處理辦法的時候，曹錕說：　‘把他斃了吧！’適在座的江蘇督辦齊燮元要賣弄他對付革命黨人的本領，因而從旁插言：　‘這些亂黨如果槍斃他一個，他們要大叫大嚷的；不如給他一個永遠監禁，讓他瘐死獄中。’曹錕聽了這番話後，便改口向王懷慶指示：　‘就照齊老弟的主意辦吧！’這是曹錕隨身侍衛所傳出來的話，也是我所以由內亂犯變成內亂未遂犯的重要根源。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351頁。

他的解釋顯然是勉強的。試想，如果敵人想要把他瘐死獄中，怎麼會對他特別優待呢？

我們認為，可能使人信服的解釋有兩個：　一是他叛變有功，敵人才免他死刑，並對他特別優待；一是獄外的各方人士開展的營救工作產生了一定的效用。

如果說，張國燾的叛變是受刑不過，被逼無奈，那麼他叛變之後對革命的懷疑和失望卻是發自內心的，是自覺自願的。請看他自己的表白：

我在獄中的思想對我以後的種種作為頗有影響。大體說來，減少了我這個在當年只有二十七歲的青年那種勇往直前的銳氣，並磨掉了做人處世太過直率的一些稜角。我那時常想到而今留有印象的是：　我這個原想研究自然科學的青年愛國者，竟成為一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沒有或很少研究過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以及歷史學等，而要想有驚人建樹，究竟缺乏準備，單憑熱忱，是不夠的。所以還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國如何實現共產主義，我始終想不出個頭緒來。至於對國民革命和民主共和國，我倒有過不少的設想，認為要有顯著成就，需要一個歷史時期，甚至超過陳獨秀所說的“三十年”也未可知。我的懷疑點多半根源於“革命”這個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樣迷信革命，轉而認為革命是非常手段，並不能解決眾多的社會問題，而且革命還會產生一些不良的副產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蘇俄革命，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革命，中共的長成和馬林等人對我的爭鬥等等，自覺已能有更深的瞭解。對“一致”、“組織”、“權力”、“領導”、“政黨”乃至“革命”本身等等這些概念的理論和實際，也發現它們的正反兩面，有時會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有時會是毀滅人類建樹的魔火。我也瞭解了馬林對我所使用過的種種手段，在共產黨內發生，是毫不足怪的；如果對這些事感到驚奇，實在是自己當時過於天真。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356—357頁。

四個月過去了，對共產主義和革命事業的懷疑和動搖，使他的獄中生活變得更加鬱悶無聊。儘管在獄中受到優待，但他不知道命運將把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