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中還表示完全支援“中大”支部局，誇獎支部局是“真正的布林什維克”，指責大多數學生對支部局不滿是“反黨行為”。

芬可夫斯基的講話引起了強烈的反對意見，會場上發出一片譏笑噓叫，跺腳聲震耳欲聾。有兩個工人出身的學員跳上講臺想把他拉下來。在會場秩序極為混亂的時候，正在主席臺上的張國燾站起來，走到臺前說服大家讓芬可夫斯基把話講完，有什麼意見再上臺來講，這樣會場才安靜下來。

中共代表團代表張國燾在大會上針對芬可夫斯基的講話作了答辯，批駁了他對中共代表團的指責和非難。張國燾在講話中對中大支部局提出批評，表示支援多數同學的意見，反對無原則的爭論。但是王明宗派集團的一些人以米夫為靠山，並不把中共代表團放在眼裡，對代表團的意見根本不予理睬。

中共代表團捲入中大的鬥爭不能自拔，而張國燾已經預見到這樣下去不會有好的結果。他想脫離開這個鬥爭的旋渦，以免引火燒身。於是，他以需要深造為由，在得到列寧學院院長季諾桑諾娃的同意後，到列寧學院當上了旁聽生。

1929年底，聯共（布）開始清黨運動。這一運動波及到了中山大學和列寧學院。而中共代表團成員也由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牽連。

米夫及其追隨者借中山大學“清黨”之機，對李劍如、餘篤三等人進行打擊迫害，給他們安上了“派別活動”、“在中大內進行無原則的鬥爭，走到實際上與託派聯盟的道路”等一系列莫須有的罪名。米夫等人還收集、整理中共代表團的“材料”，公開點名指責瞿秋白、鄧中夏、張國燾等人是“機會主義”。清黨委員會站在米夫等人一邊，把矛頭指向中共代表團，指責瞿秋白是中山大學“反黨小組織”的後臺，要他對李劍如、餘篤三的“派別活動”承擔責任。

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瞿秋白、鄧中夏堅持原則，繼續與米夫等人進行鬥爭；而張國燾卻見風使舵，倒向了米夫一邊。

共產國際根本不顧中山大學的實際情況，支援了米夫等人。

1930年4月，中共中央為了協調中共代表團與共產國際的關係，派周恩來到莫斯科。但在既成事實面前，周恩來已經無能為力了，最後，決定調瞿秋白、鄧中夏、餘飛等人回國工作。7月下旬，瞿秋白、周恩來在回國前聯名致信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　在中共中央未作出新的決定以前，張國燾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負責代表。

1931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委員會透過了《因中山大學派別鬥爭關於中國代表團行動問題的決議案》，對這個問題作出了錯誤的結論。決議案指出：

代表團沒有執行自己的責任，他用一種完全不正確的方法，努力在自己的周圍，團集中大的學生。這說明中共代表團不去贊助完全消滅派別，他自己反而實際上幫助了中大學生中的派別鬥爭。

中共代表團須擔負李劍如餘篤三派別行動的部分責任，這一派在中大內進行無原則的鬥爭，走到實際上與託派聯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團的多數（瞿秋白、鄧中夏、餘飛）領導了李劍如餘篤三派的活動。其中少數（張國燾）不是在當初而只是在後來，才對中大內派別的鬥爭，表示與其他代表立異，甚至在這個時候也沒有在共產國際機關的面前採取相當的步驟，來阻止代表團多數解體的行動。

上述代表的各種錯誤，使代表團在大多數中國學生中喪失了威信，並使共產國際執委和聯共中央難於採用適當的方法來與中大內託派與無原則的派別作鬥爭。

共產國際執委的政治委員會有見於此，以堅決的態度譴責中共代表團的代表對於中大派別鬥爭的行動，並請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重新整理代表團的成分並與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商定新的成分。《黨的建設》第4期。

共產國際的決議傳達到中共後，當時正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等人於1931年2月20日透過了《關於1929—1930年中共中央駐國際代表團行動問題的決議案》，不僅完全認可了共產國際對中共代表團的指責，而且將中共代表團的“錯誤”與六屆三中全會的所謂“調和路線”、羅章龍小組織等聯絡起來，對中共代表團進行了無理的指責和批評。

中山大學引起的政治風波尚未完全平息，張國燾又面臨著新的政治考驗。

中共六大之後，在共產國際“左”的指導思想影響下，1930年春，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李立三在《紅旗》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統地論述了“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思想，形成了比較完備的“左”傾觀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