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送往中山大學學習，所以在中山大學第三期學生中有許多這樣的人。他們的到來，使中山大學的鬥爭發生了新的變化。由於工人骨幹具有豐富的革命實踐經驗，對王明教條宗派的自以為是、誇誇其談最為反感，所以他們常在大會上發言，公開批評王明等人。這其中最出名的人物是李劍如和餘篤三。這樣就給王明宗派活動製造了一定的困難，也引起了王明等人的忌恨。於是，支援王明的少數派與廣大學生形成的多數派不時發生對立和鬥爭。

為了解決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矛盾，聯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組織了一個審查委員會。由於瞿秋白到外地度假，張國燾便參加了委員會的工作。不曾想，在第一次會議上，張國燾就與米夫等人發生了爭執。

據張國燾回憶：　會議開始時，中大支部局書記柏耶金首先起而為學校當局辯護，說學校工作不易進行的主要原因是學生成分複雜，學生們受過託派、陳獨秀主義、盲動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影響。學校當局與上述種種非布林什維克思想作鬥爭是正確的。這是一種階級鬥爭，是殘酷的和長期的。中大的問題除繼續進行階級鬥爭外，實無別的辦法。米夫也發言表示完全支援這種看法。張國燾卻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說，如果將階級鬥爭在中大內廣泛運用，就抹煞了教育的作用。共產國際的決議曾指明，即使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也具有急進的革命思想，應當予以爭取。難道在莫斯科這個赤都，就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去爭取他們嗎？如果根本將他們看做異己分子，那就非清除大部分的學生不可，這豈不是教育的失敗嗎？他接著具體分析了學生不滿學校當局的原因：　第一，學校創設不久，裝置不夠完善，學校圖書少、懂俄文的學生少、翻譯人才少、受學生敬仰的教授少，因而不能滿足學生的學習要求；第二，學校黨組織由蘇聯同志負責，語言不通，難於瞭解中國同志們的意見。支部局所信任的學生，多半是會講俄語，或表示擁護共產國際和聯共政治路線的。而對於不同意見的學生和具有革命實踐經驗的工人學生卻不能正確對待他們的意見；第三，中國學生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良習慣與中國落後的社會狀況有關，經過教育是能夠糾正的；第四，支部局未注意到中國學生和學校的真實情況，並據此實施領導和教育，又籠統地偏重鬥爭，因此與學生們不能互相諒解。

張國燾的發言令米夫等人頗為不快。這次會議未能作出結論，眾人便不歡而散。

半個月後，聯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再次召集會議。這次，米夫沒有出席，卻派來了中大支部局的委員之一秦邦憲（即博古）。秦邦憲指責張國燾是機會主義者，妨礙了中大應有的正常鬥爭的發展。張國燾立即給予回擊，他宣告：　現在是討論中大的領導應採何種方針，而不是清算中共代表團或他個人的問題。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2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397—399頁。

會議再一次無果而終。但張國燾與米夫等人的關係卻因此而進一步惡化了。

1929年初，聯共中央發起了反“布哈林右派反黨聯盟”運動，王明等人立即在支部局內佈置行動，發動“反右傾路線”的鬥爭，實際上是藉機整掉一批反對他們的人，尤其是那些工人出身的學生。他們給這些學生扣上“工人反對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等帽子，誣衊他們搞分裂黨的派別活動，破壞學校的教學秩序，進而指責中共代表團是“工人反對派”的後臺。

王明一夥經常在中大內部散佈流言蜚語，攻擊中共代表團，尤其是團長瞿秋白。他們甚至在牆報上公開畫漫畫醜化他們的形象，進行人身攻擊。他們給瞿秋白扣上“布哈林分子”、“右傾機會主義”等大帽子，進行誹謗。

是年夏，中山大學暑假將至，王明教條宗派為了進一步壓制不同意見，同時加強對中共代表團的攻擊，於是向米夫建議：　借期末例行的學年總結之機，召開全校黨員大會，就有關問題進行深入辯論。他們一方面邀請中大所在地的聯共（布）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到會講話，為自己撐腰；另一方面又提議中共代表團出席大會，企圖公開批判中共代表團。中共代表團對於米夫、王明宗派的陰謀是有所覺察的。當時，瞿秋白召集了中共代表團會議，要求代表團成員對“中大”問題採取一致態度。瞿秋白本人婉言拒絕出席大會，而讓張國燾出席，並按代表團一致同意的觀點發表意見。

芬可夫斯基在大會上按照米夫等人的意圖，猛烈攻擊中共代表團和廣大學生。他以“老子黨”的口吻，聲稱中共代表團干預“中大”事務，是侵犯了他的職權；他在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