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黑暗步向光明。

陳先生對我的建議大感興趣，認為是合情合理的改變黨內現狀的要圖；但他似在遭受這許多打擊之後，已無足夠的勇氣來負擔這個艱鉅任務，因而他提出了實行起來會遭遇許多困難的話。首先是共產國際不會平心靜氣地考慮這個建議，反會予我們以無情的打擊。同時西歐各國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不重視東方問題，自不會予我們以有力的支援。再就內部狀況來說，即使多數同志同意我們的見解，經費問題也是難於解決的。三月初陳先生向我表示：　現在看來中央機構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佈置，各地組織又大多損毀了組織工農黨的事可以暫時擱置一下，作為我們的最後步驟。現在或許有旁的辦法來改變這個現狀。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2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364—365頁。

張國燾知道，另組“工農黨”如果沒有陳獨秀這位黨的前任首腦打出旗幟，他本人是沒有多少號召力的。但當陳獨秀表示要慎重，反對為了恢復自己的領導權而團結一部分親近的人在黨內進行秘密的小派別活動時，張國燾則認為陳獨秀是沒有足夠的勇氣來負擔這個艱鉅的任務。

張國燾另組工農黨的企圖雖未能實現，但這種想法卻十分清楚地表明：　張國燾雖然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但並沒有嚴格的黨性觀念。一旦自己的意見與黨不和，或者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失時，他就會背離中共而去。這次由於陳獨秀的反對和他自視勢單力孤，沒有將這種意圖付諸行動。但在後來的長征途中，當他人強馬壯時，就毅然決然地宣佈成立他自己的“中央”；到了延安以後，感到自己政治上失意後，又脫離中共而投奔國民黨。這一切都表明，在他內心深處，自始至終沒有把自己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擺正。

二　爭論於中共六大

大革命失敗後，全國處於嚴重的白色恐怖時期。中國共產黨內部一度因此產生了混亂。一些人面對異常艱難的革命局面，表現出消極、動搖，甚至逃跑、變節。翻開當時公開發行的各種報紙，不時可以看到某某人宣佈脫離共產黨的宣告。在各種反動勢力沉重地打擊之下，中國共產黨經受著嚴峻的考驗，黨員的人數一時由近6萬人減為1萬人左右。與此同時，黨內又產生了悲觀失望的取消主義和急躁冒險的盲動主義錯誤，進一步給黨帶來了重大損失。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更好地總結大革命失敗前後黨的工作經驗和教訓，系統地研究黨面臨的新形勢，確定黨在新時期的鬥爭任務，統一全黨思想，將革命推向前進，中國共產黨於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從1928年春開始，各地參加中共六大的代表陸續赴蘇。鑑於六大所負的歷史使命，共產國際和黨中央將陳獨秀列為特邀代表。但是，陳獨秀卻拒絕參加會議。為了爭取陳獨秀赴蘇，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央領導人瞿秋白、周恩來以及王若飛、羅亦農等人親自登門邀請，並且透過與他關係親近的人做工作，但都未能說動他。

陳獨秀的態度對張國燾產生了影響。如果說，大革命時期中共中央的右傾錯誤在黨內陳獨秀是第一責任人的話，那麼，張國燾就是第二責任人。所以，當張國燾接到參加中共六大的邀請後，首先想到的，就是同陳獨秀商量一下。陳獨秀自己雖然拒絕出席，卻主張張國燾應該接受邀請，因為他預料到六大會改正瞿秋白的盲動錯誤，如果不去出席，是不妥當的。鄧中夏也熱心地勸說張國燾出席大會。在這種情況下，張國燾作為由共產國際直接邀請的代表，前往莫斯科。

中共六大會議舊址

為了保證代表們的安全，中央指派張國燾在哈爾濱接應途經哈爾濱、滿洲里、綏芬河再越境的代表。據時任滿洲省委代表的唐韻超回憶：

“1928年5月，我們從瀋陽乘火車到哈爾濱。臨走時，省委交給我一個火柴盒，裡面裝有21根火柴，讓我下車後到哈爾濱道里區俄國大街一個馬車店接頭。下車後，我們找了一家旅館住下。之後我揣著接頭的火柴盒找到了馬車店。張國燾、羅章龍、夏曦等人已先期到達這裡。張國燾與我打招呼後，我把火柴盒交給了他。他數了數，對我說：　因南方代表語言容易暴露，滿洲省委的代表還有一項任務，就是把你們分到各組，護送南方代表過境。”就這樣，張國燾一直等到所有代表都順利過境後，才最後離開哈爾濱。唐韻超：　《赴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第66輯。

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既然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就都十分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