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給張國燾的處分來看，中央並未相信他在信中所陳述的事實。

在這次標誌著中共黨內左傾盲動錯誤形成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在羅明納茲的操縱下，將組織上的懲辦主義推向了新的階段。會議對各地武裝起義所遭受的失敗和挫折不作具體分析，片面指責起義領導人“猶豫動搖”、“違背中央政策”，犯了“機會主義”錯誤，並決定給南昌起義和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領導人及有關省委負責人以政治紀律處分。張國燾自然不能倖免。

十一月擴大會議對張國燾的處分決定是：

張國燾同志受中央常委委託赴南昌指導暴動，但國燾同志到九江南昌後不執行中央命令，反懷疑暴動主張，甚至反對暴動，南昌事變以後的主張聯絡張發奎，並反對沒收一切土地的政綱，這些違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敵指導使命之結果，反給前敵同志以更壞更右的影響，前委亦因之更加動搖。國燾同志應開除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資格。《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3頁。

11月30日，《中央通訊》第13期發表了中央復張國燾信，內容是：

國燾同志這信中所提各點，本次擴大會議的議決案都可以答覆。至於國燾同志的錯誤之主要點，政治紀律議決案已經說得很明白，事實的經過是：　——國際電報說：　“如毫無勝利的機會，則可不舉行南昌暴動。”這無異乎是說：　“除非毫無勝利機會，否則南昌暴動是應舉行的。”中央常委曾討論這一問題，大家認為即在漢口亦可見著必有勝利機會，故派國燾同志去前敵，以堅決前敵之發動，這是在漢口的事實。當時出席或參加常委的同志（維漢、太雷、秋白）都證明的。國燾到前敵去，卻因為自己對於張發奎有妥協動搖傾向，而表示懷疑舉行暴動的言行，這是在前敵的同志（恩來、立三）都證明的。事實是如此，國燾同志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這種事實答覆。

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給張國燾的處分和復張國燾的信，並未使他心悅誠服。他反而一改剛回到上海時畏首畏尾的做法，對中央的政策採取了強硬的反擊態度。

針對瞿秋白提出的“革命潮流一直高漲”的說法，張國燾公開說：　“革命高漲已過，現在是鬥爭劇烈的時期，革命潮流是停滯（停滯決非停止的意義）狀態”。現在是轉變關頭，在此關頭，“鬥爭甚為激烈，革命潮流是向上漲或向下降還不能斷定”。他批評中央對形勢估量的錯誤所造成的現狀是使“黨與群眾脫離，我們的黨員是脫離群眾而犧牲”。

當羅明納茲和中央一再要求各地暴動、暴動、再暴動時，張國燾給中央寫信提出自己的意見：　（1）帝國主義的勢力不應忽視，統治階級雖不能穩定，但群眾有組織的力量太少，黨的力量也薄弱，沒重點注意領導群眾爭鬥，以訓練組織群眾；（2）要有群眾的布林什維克黨，須與群眾發生密切聯絡，而且在群眾中建立基礎。

在各地因盲目暴動造成很大損失的情況下，張國燾指責中央是個暴動編輯部，天天做暴動的計劃，假使做科學的暴動編輯部還可以，可惜還是文學的暴動編輯部。針對中央的一些強制命令暴動的做法，張國燾說：　自發的暴動，我們是應該去領導的。但是，不可勉強強制暴動，假使這樣，就會變成盲動。

張國燾的這些觀點沒有被臨時中央政治局接受，反使得他與中央完全處於對立的地位。他自己也認為：　“我被瞿秋白等目為反中央的首腦，我的住所也被視為機會主義者的俱樂部。”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2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353頁。同樣，張國燾對中央的所有意見和批評，也都被當做機會主義的見解而遭到拒絕。

這種狀況使張國燾覺得在政治上有一種極大的失落感，竟使他產生了拋棄共產黨而另組“工農黨”的意圖。這個意圖是他與陳獨秀談話時流露出來的。

張國燾這樣回憶：

我慎重建議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拋棄以往糾紛以及開展以後的光輝前途，應另行組織一個工農黨；這個黨仍以原有的同志為基礎，擴大其政綱要點仍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實現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動，是以共產國際的指示為護符的；羅明納茲等共產國際代表，不懂得中國情況，任意胡鬧，是禍害的根源。如果命名為“工農黨”的新組織，不再是共產國際的支部，而只是國際主義下的友黨，一切取決於黨內多數，也許可以減少一些這樣或那樣的錯誤，進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