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屯兵龍華、對工人起義袖手旁觀的北伐軍才在白崇禧率領下開進上海，並迅速搶佔具有重要軍事價值的江南兵工廠。當北伐軍就這樣不費一槍一彈開進上海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絕不會想到，工人們浴血奮戰奪得的上海，不僅是為蔣介石準備了“一桌豐盛的筵席”，而且不久就要變成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和革命人民的“祭壇”。

上海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中心，也是中國最大的經濟和工業中心。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勝利，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帝國主義為了干涉中國革命的發展，於3月24日下午藉口北伐軍攻進南京城時發生僑民被掠事件，猛烈炮轟南京，使中國軍民遭到嚴重的傷亡。“南京事件”的發生，加速了蔣介石勾結帝國主義、發動反革命叛變的步伐。

為了應付急劇變化的形勢，當中共中央駐地仍在上海的情況下，4月4日，在漢口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共湖北省委員會委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代表決定舉行聯席會議。聯席會議的工作由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三人組成委員會領導。

4月10日，在漢口的中共中央委員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彭述之、李立三、蘇兆徵、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等人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羅易全名馬納本德拉？拉特？羅易，生於印度加爾各答。1927年2月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抵達廣州。1927年8月返蘇。後因攻擊共產國際於1929年被清除出共產國際。1954年1月病死於印度臺拉登寓所中。、多里奧、福京等舉行會議，透過了由羅易起草的《關於上海工作的決議》，並決定將中央機關的所有檔案轉到漢口，同時任命陳延年為中共上海委員會代理書記。這是針對局勢的變化所採取的應變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多數中共中央委員對蔣介石即將徹底叛變的形勢還未有清醒的認識，他們認為蔣介石會被上海資產階級支援的群眾運動所淹沒。而張國燾卻對此持有不同意見。他警告人們不要抱有這些幻想，結果被斥為失敗主義者。《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499頁。

這時，遠在蘇聯的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並不瞭解中國革命突然嚴峻的形勢，還認為蔣介石是可以利用的，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斯大林一心想把蔣介石這隻“檸檬”擠幹以後再扔掉。鮑羅廷也認為他的口袋裡還有“草”，還能牽制蔣介石。但出乎他們意料的是，蔣介石這個尚未被斯大林擠幹汁的“檸檬”，這個還未將鮑羅廷口袋裡的“草”吃淨的“馬”，在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勢力的慫恿下，於4月12日在上海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反革命政變，舉起屠刀殺向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和革命群眾。

繼“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廣東、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等省的反動軍閥也紛紛效仿，無數革命志士慘死在敵人的屠刀之下。

蔣介石的叛變給了共產國際和中共領導人以沉重的打擊。震驚之餘，他們還是沒有找到真正能夠挽救危局的辦法，而是將中國革命未來的命運緊緊地系在汪精衛這個並不可靠的所謂國民黨左派身上。

“四一二”政變後，中共中央已無法繼續在上海立足，便於4月中旬遷到漢口。與此同時，中共領導人之間、共產國際代表之間、中共領導人與共產國際代表之間無休止的爭論也在漢口拉開了帷幕。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80人，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維經斯基、鮑羅廷等出席了大會。

中共五大會址

在革命形勢日益嚴峻的情況下，這次代表大會本應就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一系列生死攸關的問題作出正確回答，以挽救危亡的局勢，然而，令人十分遺憾的是，這次大會雖然批評了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在指導工作中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透過了一些與右傾政策相對立的決議案，但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尤其是如何防止武漢政府右傾、如何建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軍隊、如何進一步和普遍發動工農等都沒有認識到或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因而也未作出正確的回答。張國燾在五大當選為中央組織部長。

五大未能就黨面臨的問題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所以，五大後，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不得不為如何應付急劇變化的局勢經常召開會議。所有的會議基本上都是在討論中度過，與會人員各抒己見，無法形成統一的觀點。結果是，儘管有不同的意見，但最後還是陳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