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他們也指望汪精衛回國，使國民黨左派強大起來，以阻止右派勢力的發展。在這種心理支配下，在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指導下，中共中央於12月中旬在漢口召開了特別會議。

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分析國民革命聯合戰線中出現的各種危險傾向，制定黨的鬥爭策略。會上，陳獨秀在政治報告中批評黨內有“左”傾錯誤，即看不起國民黨、包辦國民黨、包辦民眾運動、否認民眾運動、否認左派存在等，認為目前最主要的最嚴重的傾向是一方面民眾運動勃起之日漸向“左”，一方面軍事政權對於民眾運動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漸向右。這種“左”右距離日遠，是破裂一般聯合戰線及國共兩黨關係之主要原因。

為了挽救已經出現的危機，會議透過了《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規定從各個方面幫助國民黨左派，使之形成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以同右派勢力作鬥爭。這就把與右派鬥爭的全部希望寄託在並不十分強大的國民黨左派身上，而且把一些有某種“左”傾表示的軍人和政客也作為國民黨左派來依賴。特別是對於汪精衛，不僅主張把國民黨的黨權和政權交給他，甚至主張把一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運動也交給他來領導。

張國燾不僅贊同十二月會議的一系列決議，而且在實際行動中儘量貫徹執行。

作為中共湖北區委負責人，張國燾遵照十二月會議精神，忙於處理“勞資糾紛”問題和工人運動中的“左”傾問題。

在張國燾眼裡，首先看到的不是工農運動起來後正確的主流方面，而是一些“左”的錯誤。他指責以毛澤東為首的湖南區委“粗暴地違反了中共中央與國民黨左派合作的政策”；而武漢工人“在勞資爭議中，工人方面常採取加強壓力的辦法，強迫資方接受他們的條件，有時也發生一些侮辱資方的事件。在資方不遵守勞資協議或有某種破壞工會的行動時，工人方面常予以反擊；有時會發生拘捕資方人員，戴高帽子游街的事。更普遍的是工人們不遵守勞動紀律，工會的負責人往往因工會的活動，妨礙了自身在工廠內應有的工作；其他工人店員在工作時間內，工作不力和不遵從資方指示等等，都是常事”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2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160頁。。這樣，十二月會議後他的大部分工作，就是糾正工人運動中這些過“左”的行為。

中國共產黨為維護統一戰線所做的種種妥協讓步，都未能感動國民黨右派這個“上帝”，相反卻助長了其反動氣焰，更使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工農運動陷於被動局面，導致了無法挽救的災難。

十九　難挽狂瀾

當時代進入1927年時，一個個厄運便相繼降臨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頭上。似乎有一隻無形的大手在操縱著中國革命的巨輪向黑暗和血泊中走去，無論是誰，也難以使其改變。

1926年年底，當北伐軍佔領南昌後，曾經深受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信任的蔣介石，便再也不願意掩飾其軍事獨裁的野心。他先是挑起了遷都之爭，一反過去要求遷都武漢的態度，強行扣留前往武漢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部分委員，企圖迫使已經在武漢成立的臨時聯席會議稱臣於南昌，大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勢。不料這種出爾反爾的做法，不僅使已經到達武漢的國民黨人表示反感，而且被扣留在南昌的委員中大多數人也不同意。在受到兩方面反對的情況下，蔣介石不得不暫時放棄自己的主張。

遷都之爭的失敗，並未使蔣介石的野心有絲毫的收斂。他開始明目張膽地散佈對共產黨人、蘇聯顧問、國際代表以及國民黨左派人士的不滿言論，並指示他的爪牙破壞工農組織和由國民黨左派控制的各級黨部。

然而，共產國際、斯大林卻依然如故，沒有改變對蔣介石的信任。《真理報》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吹捧蔣介石，說他忠於革命原則，服從國民黨領導。在中國的國際代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雖然看到了蔣介石已經反動，卻找不到抵抗這種反動的真正力量，也無法改變共產國際、斯大林對蔣介石的看法，因而採取了政客式的伎倆，玩弄什麼“迎汪抑蔣”、“迎汪反蔣”、“蔣汪聯合”等等政治“魔方”，結果不僅於事無補，反而坐失時機，使蔣介石的反共氣焰愈來愈囂張。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1926年12月和1927年2月兩次武裝起義的基礎上，舉行了第三次武裝起義。在中共中央領導下，上海80萬工人及糾察隊員經過30個小時的英勇戰鬥，擊潰了北洋軍閥在上海的駐軍，佔領了上海，武裝起義取得了勝利。

這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