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社1988年版，第143頁。

他們的建議與張國燾的想法有一定出入。張國燾根據中央5月6日指示中說的“在軍事策略方面，黨部、第四軍及獨立師目前最主要的任務是在鄂豫皖區（羅山、光山、商城、固始、安徽的西南部及湖北的東北部）建立堅實的蘇區在未完成這個主要任務以前，不要將紅軍的主力派遣到京漢線上企圖佔領”④的基本精神，主張紅軍主力集中親區，解決顧敬之反動民團。這是因為，當時在鄂豫皖根據地內部，橫亙於皖西與鄂豫邊兩塊蘇區之間的商城親區和麻城黃土崗、木子店的反動武裝還沒有肅清，仍是鞏固根據地和連線蘇區東西兩邊的嚴重障礙。

紅四軍執行了張國燾的決定。但在完成解決顧敬之反動民團的任務時，卻發生了意料不到的情況。由於親區地主武裝裹脅群眾堅壁清野，實行反動的游擊戰，使單純的軍事打擊難以奏效。同時，大軍雲集方圓數十里的山區，糧食供應極為困難。鑑於此，紅四軍領導人再向中央分局、軍委建議以兩個團的兵力留在親區，以主力南下打英山，直取蘄水，鞏固陣地和向前發展，以配合中央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135頁。紅四軍為抓住有利時機，一面加緊政治動員，開始移動部隊，一面向中央分局、軍委會作詳細報告，請求批准這一建議。

但此建議卻遭到張國燾等人的反對，他們指責紅四軍領導人的意見是“揭開了立三路線的面具，來了個實際工作上的機會主義”，“是立三路線的殘餘”。

中央分局和張國燾指責曾中生等人的建議是“立三路線的殘餘”，並非空穴來風。　1931年4月中旬，曾中生和曠繼勳先後給中央寫了報告，其中談到紅軍的戰略行動時，曾提出紅軍大部到長江行動，主要任務是：　乘機佔領武穴，截斷長江，炮擊敵人兵艦與恢復黃廣蘇區。其中“截斷長江”、“炮擊敵人兵艦”等說法與立三路線時的提法頗為相似。因此，5月31日，中央在給曾中生、曠繼勳報告的復示信中指出：　紅軍大部到長江行動，佔領武穴，截斷長江，炮擊敵人兵艦等是立三路線的殘餘觀點。②《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96—197頁。

張國燾以及中央分局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釋出了中央分局通告第三號，提出鄂豫皖紅軍的行動方針是：　調動一部分紅軍力量去打通商光路線，肅清親區，完成中央指示我們的把整個蘇區打成一片的任務。對抗張國燾“東進”指示的曾中生不但肅清親區，同時要擴大蘇區。他還根據中央指示精神，認為紅四軍領導人提出的行動方針“有一種‘左’傾的觀念，認為我們現在必須立即去做截斷京漢路或截斷長江的工作，這是無目的盲動的立三路線的見解。我們不應當放棄騷擾京漢路的工作，但這在目前決不是主要的任務。世界革命危機日益成熟的目前，我們要團結力量作最後的偉大的鬥爭就是和帝國主義的戰爭；截斷京漢路佔據武漢，或者截斷長江都是必須的步驟，但這個必須動員千萬勞動群眾來做十倍擴大紅軍和蘇區的戰鬥力才能夠完成。在目前我們所做的正是必須的準備工作，這種‘左’傾的見解在實際上不能得到什麼，只能夠叫我們把自己的力量去葬送犧牲，或者阻礙真正積極的準備大舉進攻，幫助了右傾機會主義”。②

6月28日，中央分局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時，紅四軍出席會議的曾中生、餘篤三、許繼慎等再次提議紅軍主力南下。張國燾為執行中央給予的援助中央根據地反“圍剿”鬥爭的任務，才表示贊同。但這次擴大會議對紅四軍南下的具體方向和兵力使用並沒有作出具體決定。因此，7月上旬，鄂豫皖中央分局、軍事委員會又在商城西南的餘家集召開會議來解決這一問題。會議決定留第十二師一個多團在皖西活動，留第十三師全部和第十師二十九團、第十一師三十二團開闢親區和鞏固鄂豫邊地區，其餘第十、第十一師各兩個團和第十二師一個多團南下發展。

會上，在關於紅軍出擊的方向問題上又發生了分歧。張國燾認為要援助中央根據地，必須威脅或攻佔敵人的大城市，從而提出了攻英山，出潛山、太湖，進逼安慶安慶是當時安徽省城。，威脅南京的計劃，並限期一個月完成。紅四軍領導同志認為，紅軍應當鞏固陣地向外發展，援助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手段主要的不在於攻擊敵人的重要城市，而在於消滅敵人有生力量，鞏固擴大根據地，以牽制敵人兵力，因此，仍然主張打下英山後出蘄春、黃梅、廣濟地區，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