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中央分局、軍委會決定由陳昌浩接替曾中生任紅四軍政治委員。

中央分局緊急會議之後，陳昌浩乘鄂豫皖紅軍僅有的一架“列寧號”飛機趕往紅四軍軍部。陳昌浩在飛機上從望遠鏡裡看到紅四軍正在向皖西方向運動，但是，無論“列寧號”怎樣往返搜尋，也無法找到可以安全降落的場地。由於飛機油料行將告罄，不得不返回新集。第二天，陳昌浩再乘飛機向皖西方向飛去，還是無法找到可以著陸的地方，只好再次返回。這樣，陳昌浩只得放棄了乘飛機赴紅四軍的企圖，於當天帶著三名隨員，騎馬向皖西進發。他們日夜兼程，行程數百里，終於在安徽六安縣的麻埠趕上了紅四軍的隊伍。

陳昌浩乘坐的“列寧”號飛機，這也是紅軍的第一架飛機

陳昌浩一到，即召開紅四軍領導人會議，宣佈中央分局的決定：　撤銷曾中生的軍政委職務，由陳昌浩接任。中央分局這樣匆忙和武斷的決定，使與會者大為震驚。徐向前回憶說：　“我心裡很不痛快，因為是分局的決定，也不便說什麼。曾中生同志表現很好，並沒因為遭受打擊而灰心喪氣。”徐向前：　《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頁。

10月上旬，張國燾在潑陂河召集全軍團以上幹部會議，作出了《鄂豫皖中央分局關於紅四軍的決議——改造紅四軍路線上的錯誤的具體方針》，對紅四軍的南下行動進行了嚴厲指責，對部隊的軍事、政治等各方面工作進行了系統的批評，並且對紅四軍的主要領導人曾中生予以重點打擊。決議將中央分局與紅四軍在軍事行動方向上的分歧上升到政治路線分歧的高度，認為：　中央分局與紅四軍領導人之間的爭論是路線上的爭論。由於紅四軍在政治路線上重複了已經破產的立三路線，所以採取了一個完全錯誤的軍事計劃；由於政治工作沒有做好，分配土地完全是地主富農路線；由於混進了“改組派”，才使反動派鑽入紅軍來破壞軍隊。而這一切都應由政治委員曾中生負主要責任。

張國燾對紅四軍的政治委員曾中生深為不滿的一點，是曾中生將四軍與中央分局對軍事行動方向的不同意見寫信向中央作了彙報，並且在事前事後都未向中央分局和張國燾說明。所以，決議明確指出：　曾中生“雖然在中央分局面前已經承認了他的錯誤，可是後來又知道四軍在反抗中央分局政治路線的時候，已經寫了一個信，把鬥爭的情緒告訴中央，而中生同志對於中央分局卻是把這些事實瞞起不說的。中央分局認為四軍有權可以寫信給中央，但是必須使中央分局知道。現在中生同志有瞞起這事不說的事，可見中生同志在承認自己的錯誤上是不誠實的，他還沒有把所有的事一齊說出來。中生同志承認了他在政治上應負主要責任，而不曾承認他在這次爭論中煽動的主動作用與小組織的企圖。這次中央分局不得不重新單獨考察中生同志錯誤的問題”。決議歷數了曾中生的所謂“錯誤”，宣佈：　“中央分局要決定撤銷中生同志的政治委員，調到後方來考察，另外決定中央分局委員陳昌浩作軍政治委員，去加強紅軍的政治領導。”《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1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456頁。

可見，中央分局對曾中生的批評和處分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於張國燾對曾中生的不滿造成的。其實，張國燾對曾中生的不滿並非起於東進南下之爭，而是由來已久。據張國燾說，他初到鄂豫皖根據地時，曾經提出鄂豫皖根據地要立即解決幾個問題：　糾正亂打土豪的風氣，以期改善赤區與白區間的關係；要厲行增產節約，解救糧荒；實施新政策，主要是獎勵經商，活躍市場，提高糧價，輸出土產品，建立稅收制度和銀行，發行蘇區紙幣；健全土地政策和蘇維埃制度以及黨的組織等。但“曾鍾聖對我的主張表示疑慮。他顯然輕視了打土豪所發生的錯誤，認為既要打土豪，偏差是難免的。他還認為我的辦法緩不濟急，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他以軍人的頭腦，認為我所說的這些偏差，只有在軍事有了決定性的勝利之後，才能糾正。他向我說：　‘我素來認為國燾同志雄才大略，一定有辦法取得軍事上的驚人勝利，不料他現在竟注意一些不易解決的次要問題。’我覺得這些話正是立三概念的標本，但也不便直接指出來”。張國燾十分敏感地認識到：　“曾鍾聖這樣的觀點，在這個蘇區內是具有代表性的，也是不容易完全糾正過來的。”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3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38頁。

由於這個不好的印象，所以雖然曾中生表示接受中央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的批評，張國燾仍未消除戒心。擴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