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皖革命根據地》第1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5—356頁。

申明書認為紅四軍南下蘄黃廣地區在軍事上取得了重大勝利，在政治上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牽動了統治階級整個的軍事佈置，的確有重要而切實的配合中央蘇區的意義；紅四軍的地方工作武裝了八萬農民以上，均分配了土地，工會農會均已成立，蘄、黃、廣均已成立革命委員會及部分的蘇維埃，沿途作戰，均有廣大的農民群眾送飯送茶送傷病員以及運輸勝利品；在經濟上，除軍用勝利品及醫藥外，現金在七萬元以上，純銀在千六百斤以上，純金在二十斤以上，兵士衣服均已換齊，棉衣亦已部分的準備。申明書指出：　“這種勝利正是爭取全部勝利的必由之路，離開這種必由之路而用‘左’傾的名詞——進取安慶威脅南京來代替這一腳踏實地的任務，不但是空想，而且會使革命力量遭受慘敗的。”④《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1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357、358頁。

申明書針對中央分局、軍委會對於紅四軍違背出潛山、太湖，進逼安慶，威脅南京的決定而南下的批評進行反駁說：　紅四軍雖打下英山，但英山沒有舊的群眾基礎，如果沒有相當時期的工作，英山無疑不能成為陣地。因此，紅十二師留在英山不但可以得到休整，而且可使英山成為陣地。但是如果十二師留英山成為必要，則前線上只有四個團，而要以四個團的兵力駐守和鞏固後方，那麼出安慶的兵力更不足兩個團了；如果不留兵潛山、太湖兩地，而直入安徽，雖然有四個團，則是孤軍冒出，稍有軍事常識者，必曰必敗。《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頁。“果而出此，吾輩將舉鄂豫皖數年鬥爭的結晶，離開國際和四中全會的路線和立場，貿然送給於帝國主義國民黨的鐵腕之下，生不為革命之罪人也幾希！”④

申明書進而分析說：　由英山到潛山270裡等於300裡以上，由英山到太湖180裡山路等於200裡以上，從太湖到安徽，水路交錯，平時也不易透過，由潛山到安慶90裡，合潛山到英山360裡至400裡以上，以四百里非蘇區的山路，又無群眾的基礎，炎暑行軍，病號日增，如果經一惡戰，傷號至五百或千餘人，亦絕對無法運送。即此一點亦屬兵家之忌。就敵情言，當時潛山一團兵力以上，太湖一旅，宿松望江一旅，潛山太湖均有城，太湖城更堅固，城外有竹圍，周圍又有開闊的沙灘，我們要走近二百里才可接觸，又不能做到突擊。如果敵人集中一點，死守待援，則我們糧食經濟均在山地不能解決，勢必將徘徊於潛太之間，安慶之誇大目標更不能得，而潛太山地於全國政治影響更無甚輕重，其不能多少影響鄂贛湘的“剿匪”佈置更不待言。這樣又有什麼配合中央蘇區的意義？②《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1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8、360—361頁。

申明書還論證了紅四軍南下蘄黃廣地區的優勢，對張國燾和中央分局出潛太、進逼安慶、威脅南京的決定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申明書說，“進攻安慶威脅南京，是這樣輕率不加準備而可發出命令嗎？武穴何地，我們答覆的：　是不及安慶遠矣，然而安慶何地，我們不能不申言之，安慶之取是不能離開全國革命形勢的估量的，而且沿江近處之要鎮沒有工作，長江海軍與海員沒有工作，城市工人貧民沒有工作，城外近郊農民沒有工作，城市駐兵沒有工作，城市及近郊黨的力量是根本沒有關係。英山到安慶近四百里的非蘇區又是山地清團匪軍，而後方運輸使役偵探幹部又無多少的準備”，而以一個月為限，命令不足一個師的紅軍進逼安慶威脅南京，“這恐近於共產黨之誇大狂了”。申明書進而分析說：　“如果單就武穴不如安慶政治意義之大而言是對的，可是武漢南京比安慶意義又更大，我們能不能離開整個的政治形勢和大城市群眾工作基礎之估量，而下一進攻武漢南京之命令？這是一種很明顯的事。”②

紅四軍領導人在申明書中對張國燾及中央分局的反駁和毫不客氣的批評，引起了張國燾極大的反感。他認為這是曾中生向中央分局送來的一個“哀的美敦書”，誇大了渡過長江和切斷長江交通的重要性，表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當然是張國燾無法容忍的。於是，中央分局和軍委會召開了緊急會議。張國燾在會上提出：　現在曾中生等人竟到了公開反抗的地步，那是他們的執迷不悟，除了撤換以外，別無其他辦法。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3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100頁。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