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鄂豫邊特委釋出《通告第十六號——組織貧農委員會》，要求各地黨、政機關及群眾組織“加緊反對富農”。這個檔案使得“左”傾冒險主義的反富農政策在鄂豫皖根據地得以貫徹，許多地方沒收了富農的土地，或者給富農分一些壞地；還有的地方將富農驅趕上山開荒；更有甚者，索性將富農一殺了之。

在反富農過程中，還侵犯了一部分中農甚至貧農的利益，如“徵發富農”，不僅將富農的土地浮財徵發一空，甚至徵發到了中農以至貧農，家中稍有一些餘糧的農戶也被認作是富農，也要徵發，故而引起了農民群眾的極大恐慌。結果，使得相當一部分貧農即使在自己的土地上多生產了糧食也不敢多得，嚴重地影響了農民的糧食生產積極性。

同時，在“左”的路線影響下，鄂豫皖邊特委在1930年秋決定辦農場，將農民的土地集中起來，使得“農民除吃飯外就沒有足夠其他的需要，其餘的土地都拿來做農場”，“深怕多要了土地或財產就是富農”。《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2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171頁。辦農場的實際結果是勞民傷財。

由於以上原因，至1931年春，鄂豫皖根據地的糧食問題已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曾中生來鄂豫皖糾正立三路線時，由於季節關係，只能以開源節流、調劑平衡來緩和糧食不足的局面，無法增加糧食收入。

張國燾到鄂豫皖根據地後，首先著手解決的就是糧食問題。他在七里坪同區與蘇維埃主席和區委書記座談時瞭解到糧食問題的急迫性，便動開了腦筋。他建議以增加生產的辦法來解決糧食困難問題，並提出能否先種植一些早熟作物。他的提議立即引起了很大反響。由於張國燾是鄂豫皖根據地的最高首長，他提出增加生產的辦法，無異於踢破了立三路線時期有剩餘者即為富農的框框，為廣大農民群眾儘可能多生產糧食開了綠燈。當張國燾從皖西考察結束時，他已得出結論：　糧食問題必須儘快解決。決心已下，他立即行動起來。

5月16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發出兩份檔案，即中央分局通知第一號和第二號。第一號內容是宣佈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二號通知即是“為節約糧食各機關日吃一頓稀飯的決定”。決定說：　“現在敵人正在加緊其封鎖經濟的手段，加以數萬紅軍，在前線的需要，跑反群眾的救濟和青黃不接，都要我們進行正確的糧食政策，尤必須儘量節省，減去糜費。現特決定無論什麼機關，每天吃稀飯一次，希即執行。”《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1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頁。

第二天，鄂豫皖中央分局又發出通知第三號，決定將每日吃一頓稀飯改為吃兩頓稀飯。這就是說，中央分局成立後的頭兩個檔案，都是與糧食有關的。

為了節省糧食，中央分局和張國燾起到的表率作用，在根據地黨政軍機關和人民群眾中引起很大震動。尤其是5月29日中央分局釋出《通告第二號——關於舉行糧食運動周的事》之後，根據地人民群眾更為歡欣鼓舞。該通告說：　“糧食的種植依靠天時，一再蹉跎，就要釀成不可挽救的饑荒，現在播種時期已快過去，沒有緊急辦法，一切都要變成空談。因此分局決定立即舉行糧食運動周，把接到通告的日子起算做第一天，大約到6月7號，各處都須舉行完畢。在這七天之內要舉行一個全體動員，凡是後方工作人員，或普通公民都須參加這運動，而黨員、團員必須更加積極參加，成為這一運動的領導者。”該通告要求每個黨、團員至少必須種五棵瓜藤（最好是南瓜）或等量其他雜糧。種了以後必須負責照料直到收穫，如果因事他往，必須託旁人代為照料。而且還要勸老婆婆、小孩子每人至少種一棵瓜藤。《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頁。

6月4日，中央分局又發出通告，提出開展春耕運動，“務必要做到使蘇區內的每畝耕地都能栽上秧”。隨後又提出“一斗水田不要讓他荒掉，滿插稻子”，“可種植的山地，同樣不可讓他空了”的要求。在中央分局的號召下，各地紛紛行動起來，掀起了春耕生產運動。

張國燾對糧食問題的重視程度還反映在鄂豫皖蘇區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透過的《糧食問題決議案》上。這個決議案是徹底否定立三中央在鄂豫皖根據地推行的“左”傾糧食政策的最重要的檔案之一。決議案提出瞭解決根據地糧荒問題的八項措施，包括獎勵生產、節約糧食、糧食互濟、放開糧食價格、儲蓄糧食等。

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張國燾的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