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的政治生涯又一次閃爍出明亮的火花。

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組成的第二天，7月13日，就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宣言》嚴厲譴責了蔣介石和汪精衛集團的倒行逆施，指出武漢政府正在進行的“分共”陰謀，實足以使國民革命陷於澌滅。這種政策使武漢同化於南京，變成新式軍閥的結合與紛爭。《宣言》還揭露了武漢政府內反動軍官殘酷鎮壓工農運動的罪行，指出正是這些罪行造成了工農的血流中原，民眾組織備受摧殘，反動潮流日益洶湧，革命的勝利全被消滅的悲慘現實。《宣言》重申中國共產黨將永遠為工農和人民大眾的利益而奮鬥，並宣佈撤回參加武漢政府的全體共產黨員。但由於共產國際不準退出國民黨，《宣言》也宣佈不退出國民黨。

不過，《宣言》緊接著還是說出了中國共產黨人心中早就想說的話：　“中國共產黨永久認為革命的利益、民眾的利益高於一切——較之儲存某種政治聯盟、領袖結合高出十倍。”《宣言》最後號召：　“中國幾萬萬的民眾始終要認得真正革命的國民黨的旗幟，始終知道中國共產黨永久站在國民革命的最前線；民眾的力量始終要戰勝一切反動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國的國民革命！”《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208頁。

《宣言》除了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未宣佈放棄國民黨這面旗幟而讓後人引以為憾外，整個《宣言》可以說是一篇鏗鏘有力的討伐國民黨右派的檄文。它一改過去共產黨對國民黨反動勢力忍氣吞聲、妥協退讓的軟弱態度，淋漓盡致地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表達了共產黨人壓抑已久的憤懣，表明黨的政治路線從此開始了一個新的轉變時期。

《宣言》發出的第三天，7月15日，汪精衛召開了“分共會議”，正式宣佈武漢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決裂。

中國共產黨再一次面臨盟友的背叛。由張國燾等五人組成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就是在這最令人痛心和陰暗的時期，頑強地支撐著中國共產黨這個滿是傷疤的軀體。

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從7月12日成立到“八七”會議結束，只存在了25天。在這短短的日子裡，它發出了關於農民運動的一系列通告、決議和指示，明確指出目前農民運動的總策略就是開展土地革命，推翻地主政權，建立農民政權和農民武裝。

為了儲存黨的優秀幹部，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對集中在武漢三鎮的幹部進行疏散。先由在國民政府中任職的同志儘量籌集到一些款子，然後依據被疏散同志自己的選擇和工作的需要以及他們自己能在地下生存的條件，一一進行分配，併為他們具體解決交通、經費等問題。

對於被疏散同志，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　凡能秘密返回原地原籍工作的便派回原地原籍；不能返回的，派到其他地方工作，其中大部分派到南昌參加起義。此外，送一批人去莫斯科學習。這樣，項英、向忠發去了莫斯科；譚平山、吳玉章、林伯渠、惲代英、李立三、劉少奇、彭湃、鄧中夏先後去了南昌、九江；毛澤東、李維漢、羅章龍等去了湖南。

有組織地疏散幹部雖然是一項細緻而繁雜的工作，但卻有著偉大而非凡的意義，它使共產黨員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中感到了黨組織的關懷和溫暖，更重要的是為黨儲存了一大批精華和骨幹，這樣，就為革命的再度興起準備了條件。

由於李立三等人分途前往各地，疏散工作實際上是由張國燾和周恩來二人進行的。周恩來是一個不多發表議論卻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鎮靜地夜以繼日地處理紛繁的事務，任勞任怨。所有同志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親自經手。張國燾則把大部分時間花在與同志們談話上，他鼓勵同志們在艱難的條件下要堅定革命信念，要有勝利的信心。只要接受失敗的教訓，團結在黨的周圍，努力工作，革命定會成功。

7月下旬，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已有了舉行秋收起義的設想，並根據這一設想，草擬了《最近農民鬥爭議決案》。後來又根據這個議決案草擬了《中共中央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

8月3日，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便正式向各有關省委發出通知，指示按《大綱》要求部署秋收暴動。《大綱》詳細地規定了秋收暴動的戰略計劃，指出，秋收暴動是土地革命發展的新階段。要以農會為中心，暴動後立即宣佈農會為當地政府，在條件許可時應奪取縣政權，組織革命委員會；農民奪取政權後，實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綱，對50畝以上的地主，一律抗租不繳，對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