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都是滅亡。此外還在一條中間道路，即繼續目前的局面，這也是不可能的。”這一開場白使會議籠罩在一種悲觀的氣氛之中。會議在討論共產國際關於土地革命、使國民黨民主化、武裝工農、退出政府的這幾項指示史稱“五月緊急指示”。時，鮑羅廷、陳獨秀、譚平山、張國燾、瞿秋白、周恩來等人都發表了不同看法。張國燾激動地說：　“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應當加以拒絕並通知莫斯科。如果莫斯科還堅持自己的意見，那就應當再次回電反對莫斯科。”《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頁。

6月29日，唐生智部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發表反共宣言，要求武漢政府分共，並強佔了工會會所，拘捕共產黨人。一切跡象表明，另一次“馬日事變”即將到來。

當晚，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周恩來、張太雷、譚平山等人在鮑羅廷處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公開宣佈解散糾察隊，實際將糾察隊人員編入尚能容納共產黨人的張發奎的軍隊。鑑於漢口形勢危急，張國燾建議中央機關立即轉移到武昌。他說：　“事到如今，我們與國民黨要人還有甚麼接頭之餘地（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撞著他們反難為情；我們的武力都在武昌方面，現在不如集中我們勢力於武昌，整軍經武，準備後事；漢口在何鍵暴動的威脅之下，唐部重兵皆集於此，武昌卻是張發奎、賀龍、葉挺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左派軍力所在地。”③蔡和森：　《黨的機會主義史》，《中共黨史報告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135頁。

張國燾的提議得到了蔡和森、譚平山等人的贊成，他們也提議中央機關移設武昌，同時中央及軍事部應立即檢查自己的勢力，做一個軍事計劃，以備萬一。陳獨秀雖然猶豫不定，表示過河往返，與國民黨接頭不方便，但最終還是同意了這個提議。

中共中央機關移至武昌的當天夜裡，又開會研究黨的工作。會上，張國燾再次提出整軍經武，注意軍事工作。但他的提議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會議也沒有認真加以討論。③

6月30日，中央機關重返漢口，並在鮑羅廷處再次召開會議。這次會議產生了國共關係決議案十一條，這是一個著名的、對國民黨右派徹底讓步的檔案。

這最後的讓步能拉住汪精衛嗎？

人人都知道國共分裂已成定局。然而，人人都在等候著汪精衛先發制人。因為，沒有共產國際的命令，誰又敢宣佈共產黨與國民黨決裂呢？

7月8日，共產國際的“最高指示”才隨著電波姍姍來遲。國際的指示是給鮑羅廷的，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誰也沒有見到。許久以來，共產國際總是透過這種方式來傳達它的“旨意”。

今天，當我們有機會看到這一指示的全文時，不難從中看到，在共產國際已經意識到大革命即將失敗時，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使自己擺脫應負的責任。它除了論證自己歷來的指示和決議是多麼正確外，還批評中國共產黨在執行過程中的“嚴重錯誤”，最後又指示中國共產黨宣佈退出國民政府，“但不退出國民黨，仍留在該黨內，即使國民黨領導者正在進行把共產黨員從國民黨開除出去的運動”。而留在國民黨內的目的，是為了“與國民黨的下層群眾保持密切的聯絡，在他們中間提出堅決抗議國民黨中央行動的決議案，要求撤換現在的國民黨領導機關，並在這一基礎上面，籌備召集國民黨的代表大會”。共產國際還要求中國共產黨採取種種辦法，糾正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機會主義錯誤，在政治上健全黨的領導機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革命目前形勢的決定》，《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22—628頁。

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7月12日，鮑羅廷向中共中央提議：　“獨秀、平山去莫斯科與共產國際討論中國問題；秋白、和森赴海參崴辦黨校，新指定國燾、太雷、維漢、立三、恩來五人組織政治局兼常委。”蔡和森：　《黨的機會主義史》，《中共黨史報告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頁。

二十　受任於危難之時

在7月12日的會議上，陳獨秀被停職，組成了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五人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張國燾為負責人。

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受任於危難之時，擔負著艱鉅的任務，在艱難的跋涉之中盡力挽救倒懸的局面，為黨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這艱難的日子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