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全神貫注地坐在露天看臺上，四周全是赤膊露臂的球迷。他們一會兒得意洋洋，一會兒垂頭喪氣；一會兒歡呼雀躍，一會兒又噓聲大作；他們經歷著從希望到絕望，然後又從絕望轉回希望這樣的大悲大喜——似乎他們的生命、他們的財富以及他們神聖的榮譽都取決於每一次擊球的結果。我並不認為他們的狂熱行為很傻、很令人反感，相反我讓自己融入到這種幼稚的鬧劇中以使自己疲憊的心理得到休憩康復。我不能說在一次次比賽失敗後，我的行為與真正的“逃避兵役者”球迷一樣；但在艾貝茨體育場的露天看臺上度過的那六七個下午使我這一生都成為這些“遊手好閒者”的球迷。當我搬家到洛杉磯時，他們好像跟著我似的把賽場也搬到了洛杉磯。這一下“遊手好閒者”變成了“天使”。當我在歐洲定居下來以後，我還是他們忠實的球迷。今年，當庫法克斯隊取得1966賽季最後一場比賽的勝利時，我為他們歡呼雀躍；當他們在世界盃賽中連輸4次時，我同樣為他們感到傷心難過。

第十五章　我的劇作家生涯

在緊張的專職工作期間，我總能找到時間和精力寫一出一幕三場的劇本。在這些劇本中，你可看出在兩個不同階段我的思想差異。

一個奇特的因素促使我動筆寫第一個劇本。1930年，當我在貝雷斯福德公寓裡尋找舊報紙時，在書架上發現了一隻硬紙盒。我隨手開啟，發現了一個與我們結交多年的已婚藝術家寫給我妻子的許多信。即使刪去一些無疑非常露骨的勾引的話，有些信仍舊相當誘人犯罪。那時我和海茲爾的關係已相當緊張。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的愛情不斷衰退，最終我們相互疏遠，在1927年秋天她撇開我獨自去歐洲旅行這件事就是明顯的證明。到1938年我們才好不容易離了婚。

出於謹慎，我只保留了兩封信，而後來發生的事情證實了謹慎是必要的。我沒有告訴海茲爾我看過這些信。奇怪的是，儘管此後35年中我們有過各種接觸，但直到今天，我仍未對她提起過這件事。但這件事給了我創作靈感，不久我就開始積極地寫戲了。（心理分析家會不會把這稱之為經歷創傷後的一次昇華作用？）

因為劇本中以一對夫妻為主角，他們結婚已有20週年，所以我給該劇起名為《瓷婚紀念》。男女主人公是很出色的一對（又一次昇華作用）。丈夫是個卓有建樹的律師，妻子熱心於多種工作，是個美麗的女人。後來出現了一個法國藝術家，多年前女主人公曾與之相愛過。女主人公解釋說，她的丈夫太任性、太講邏輯性，不肯對她敞開心懷（這裡有一點點自我剖析）。但隨著她與藝術家的愛情不斷成熟，愛變成了友誼，浪漫史也結束了。然而，妻子保留了藝術家熱情洋溢的來信；她把它們存放在郵局的私人信箱裡。但無意中信到了她丈夫桌子上的資料夾裡，劇本就由這件事發生後兩天開始。丈夫是否發現並讀過這些信成了一個大疑團。劇本中說他從未提起這件事，但妻子認為按其本性，他就是知道了也不會說什麼。劇本以在她心頭的懸念仍未解決而結束——謎團留待觀眾去解開。當然，次要人物主要是18歲的女兒和她的未婚夫，對於後者律師在性方面給予了非常反傳統的建議。我把其年輕的未婚夫描繪成理想化了的年輕時的作者。他會使用拉丁文雙關語，背誦自己寫的兩首愛情詩。丈夫當然就是10年後的我，妻子則有海茲爾的許多性格和經歷。我把列印好的草稿給海茲爾看，她還給我時說她很喜歡這出戏，對題材未加評論，也沒有一種在我已發現她的秘密後吃驚或愧疚的表情。唉，這個女人啊！

那時我們有一個叫西爾維亞·戈登的朋友，她是《戲劇雜誌》（Theatre　Magazine）的編輯，製作人約翰·戈登的妹妹。她很喜歡這個劇本，認為大衛·貝拉斯科可能會上演該劇。我就把劇本寄給了大衛·貝拉斯科，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就在他的戲院面談。可惜我對那次會面記得不多。《蝴蝶夫人》的作者穿著有名的半教士服裝；我確信他是彬彬有禮地與我交談的。當然他拒絕上演這出戏。

以後僅有一家有名的戲劇代理人公司——楊和魯布薩曼公司接受了該劇本。不過，還有一次差點成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每年徵集美國劇本創作新人的作品，從中選取一部上演。我寄去了劇本，他們保留了很久，使我信心大增，但最終還是打了回票，並附來了一封信。信上說決賽在《瓷婚紀念》與另一部作品之間舉行，儘管我的作品很動人，但仍是排名第二。這句話多少是一種慰藉。

不過我的腦海裡還有其他想法和其他要寫的劇本。一個單幕輕歌舞劇的情節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