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別的選擇。

安託瓦內特住在一幢帶院子的大樓的底層。弗立克從廣場出來，沿街走了幾碼就到了這裡。通道是敞開的，她踉蹌穿過拱門，推開一扇門，把米歇爾放在磚地上。

她一邊捶著安託瓦內特的門，一邊大口喘著氣。門裡傳出一個戰戰兢兢的聲音。“什麼事啊？”安託瓦內特讓槍聲嚇壞了，她不敢隨便開門。

弗立克上氣不接下氣地催促著：“快點兒，快點兒！”她儘量壓低聲音。也許某個鄰居就是納粹同情者。

門沒開，但安託瓦內特的聲音更近了。“是誰啊？”

弗立克出於本能避免說出人名，只回答說：“你外甥受傷了。”

門終於開了。安託瓦內特年紀五十歲左右，身板很直，穿著一件曾經風行一時的棉布裙子，但裙子已經褪色，變得皺巴巴的。她嚇得臉色蒼白。“米歇爾！”她邊說邊跪在他身邊，“這到底是怎麼啦？”

“很疼，可我還死不了。”米歇爾咬著牙說。

“你這可憐的東西。”她愛撫地輕輕掠去他額頭上的一縷頭髮，額頭都被汗水浸溼了。

弗立克焦急地說：“把他先弄進屋裡再說吧。”

她抬起米歇爾的兩條胳膊，安託瓦內特抬著他的膝部。他痛得哼了一聲。兩個人抬著他進了客廳，把他放在一個褪了色的絲絨沙發上。

“你照看著他，我去帶車過來。”弗立克說著，轉身往外面跑去。

槍聲停息了。她的時間很緊。她沿街奔跑著，轉過兩個街角。

在一個關著門的麵包店外面停著兩輛汽車，引擎全都發動著，其中一輛是鏽跡斑斑的雷諾，另一輛貨車車身有一個褪了色的標誌，看來像是“比塞特的洗衣店”。這車是從貝特朗的父親那兒借來的，因為他為德國人佔用的酒店洗床單，能搞到汽油。雷諾車是今天早上在夏隆偷的，米歇爾把它的車牌換了。弗立克決定開那輛雷諾，把貨車留給從城堡院子的大屠殺中活下來的人。

她跟貨車司機簡單交代了幾句：“在這裡等上五分鐘，然後你就離開這兒。”然後跑向雷諾車，她跳進乘客座位，說：“快走！”駕駛雷諾的是吉爾貝塔，這個女孩十九歲，長著長長的黑髮，模樣漂亮但腦瓜有些笨。弗立克不知道她為什麼會參加抵抗組織——她不是通常會加入組織的那種型別。吉爾貝塔沒開車，只是問：“去哪兒？”

“我給你帶路——看在上帝分上，快開呀！”

吉爾貝塔踩了油門，車開動了。

“先往左，然後向右。”弗立克說。

坐在車上的兩分鐘裡，整個失敗的過程清晰地呈現在她面前。波林格爾組織大部分被消滅；阿爾伯特等幾個人也已經被打死；吉娜維芙、貝特朗，還有其他活下來的人也會受到折磨拷打。一切努力全都付之東流。電話交換站沒有破壞掉，德國通訊線路完好無損。弗立克覺得真不值得，她要竭力弄清自己錯在哪裡。難道對一座防守嚴密的軍事設施實施正面攻擊，本身就是一個錯誤？不一定。要不是軍情六處提供了不準確的情報，這一計劃本來有可能成功。不過，她現在想，使用一些秘密的手段進入樓內或許更加安全。那樣的話，抵抗組織就更有機會接近那些關鍵裝置。

吉爾貝塔在院子門口停下車。“把車掉個頭。”弗立克說著跳下車。

米歇爾頭朝下躺在安託瓦內特的沙發上，褲子脫了下來，看上去不太雅觀。安託瓦內特跪在一邊，手裡拿著染著血的毛巾，她的鼻子上架著一副眼鏡，正在他的後背上窺探著。“已經不怎麼出血了，可子彈還在裡面呢。”她說。

沙發旁的地板上放著安託瓦內特的手提包。她把裡面的東西都倒在一張小桌子上，想必是急著找她的眼鏡。弗立克的視線被一張紙片吸引住了，那上面是列印的字，有蓋章，還貼著一張安託瓦內特的小照片，這塊紙片夾在一個硬紙夾中。這是她進入城堡的通行證。這時，一個念頭在弗立克腦子裡一閃。

“我弄了輛車停在外面。”弗立克說。

安託瓦內特繼續檢查傷口，說：“他不能被挪來挪去。”

“如果他留在這兒，德國鬼子會殺了他的。”弗立克不經意地拿起安託瓦內特的通行證，同時轉身問米歇爾，“你感覺怎麼樣？”

“我大概現在能走了，”他說，“已經沒剛才那麼疼了。”弗立克把通行證塞進她的肩袋。安託瓦內特沒有注意。弗立克對她說：“咱倆一塊幫他站起來。”

兩個女人扶著米歇爾站好。安託瓦內特幫他穿上他那藍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