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是本質上的君主獨裁製。凱爾森在其名著《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中有一節專門談到“政黨獨裁”，說在一黨制國家裡，領袖崇拜，個人自由的完全壓制，憲法的無效性，集權經濟及強制性調整，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他指出，既然法律的制訂和運用均操之於統治黨之手，其他各種民主制度，都無實際意義可言；“在政黨獨裁國家中，選舉和全民公決的唯一目的就是掩飾獨裁的事實。”然而，靠清黨和殺戮上臺的國民黨，連選舉和全民公決這些形式都給廢棄了。根據領袖既定的建國程式，後來也有所謂的修憲之舉，試圖仿效西方民主國家對權力加以限制，那結果只能是走過場。在“以黨治國”的情況下，只要政治權力中這一完整因素不能取消，從完整權力到分散權力的轉變就永遠無法完成。

任何階級、政黨或群體，要有效地掌握和運用權力，離不開組織這個因素。從秘密組織發展起來的國民黨，在接受蘇聯的指導之後，特別重視組織的擴大和完善，從群眾組織直到特務組織，都有黨插手領導。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在他的研究著作中指出：“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政府是組織的壟斷者。每個組織、社團都必須以某種方式歸屬於政府之下，不然就被認為敵對於政府，因而也就被認為是危險的。在歷史上看，非政府組織只有秘密結社和各種同業行會，有組織的利益集團是受到嚴格約束的。一些自衛性的團體是允許存在的，而一旦它變成一種壓力集團時，政府就要將其解散。出自民間的組織被認為是充滿爆炸性因素的。任何一個能夠控制民眾運動的新興組織的產生，都構成了對政府的威脅，只有在它形成之前將其摧毀。同時，一定程度上還是因為組織總是建立在個人基礎上的，像公民對統治者效忠一樣，新興的組織意味著新領袖的出現，而新興的領袖就構成了原有統治者的事實上的對手。結果便是：過去一個長時期以來，所有新興的組織都處於政府的控制之下。”五四運動以後，國民黨便開始注意吸納學生，領導和組織群眾，動員地方團體包括家庭、宗族、保甲、村寨、行會以及秘密協會，還有新成立的工會、青年和婦女團體，參加旨在推翻舊軍閥的鬥爭，也即“奉旨革命”。清黨時，同樣利用組織的力量消滅異已，統一效忠於新領袖。後來的“新生活運動”，還是試圖透過有組織的推動去進行的。美國學者派伊所以說中國“易於統治”，就因為“在很大程度上，人民自己統治自己”。以蜂窩狀的群體組織，遵守內部紀律和自給自足以維持一種預設的秩序。這是有傳統根據的。但是，蘇聯的組織無疑提供了新的經驗。組織化完全用於控制，即極力設法達致人民的生活和國家的生活的同一；而這些民間組織，卻並不像西歐的那樣形成一種壓力集團，對國家政治施加影響。米切爾斯說過一句很精闢的話：“不論誰說到組織，都是在說寡頭統治。”對國民黨來說，這是合適的。

這樣的黨，既然有能力控制全國的大小組織，便有能力推行思想統制。所謂“訓政”，“以黨義建國”，實質上意含了思想的控制。意識形態一旦與政權力量結合在一起，將使控制的效率獲得空前的提高。蔣介石上臺後，政治宣傳的首要任務，就在維護正統性和統一性。1928年開始，國民黨透過南京國民政府全面實行〃###〃。此時，學界就政體形式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捲入這種討論的報刊有《新生命》、《生路》、《現代評論》、《星期》、《時事新報》、《中央日報》，以及《新月》雜誌等。一些政治人物及御用學者從〃清黨〃後一黨獨大的〃現實〃出發，證明在中國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是不符合國情的；並且認為，國民黨是代表社會全體利益的黨，是由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決定的。如周佛海便稱國民黨的獨裁不是少數人或一階級的獨裁，而是代表各階級的革命民眾的獨裁，具有某種代表性；這樣，由黨和國家施行的種種強制性措施，根據定義也就不再能解釋為壓迫了。據說到了黨權時代，思想的統一是十分迫切的，無條件的。〃以黨治國〃，形式上是黨組織、黨義、黨員三位一體，這是參與建國方案討論的報刊大體認同的。人民必須絕對信仰三民主義，有人甚至鼓吹，除了真正的三民主義者以外，對其他人的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則應予以禁止。孫中山的〃遺教〃成了合法性的來源，領袖的理論成了類似憲法的規範性檔案。這在憲法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在灌輸正統理論的同時，以蔣介石為首的政要人物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代言人，致力於以忠誠為核心的傳統道德說教，強調〃統一、和諧與服從〃，實行政治專制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整合。英國學者波蘭尼說：〃正統性主張是一種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