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專橫的勢頭，是值得研究的。國民黨政府力圖摧毀一切反對派的力量，壓制不同意見，扼殺自由思想。這場徒勞的保障個人權利的運動，是由已故孫中山的支持者中間的幾個自由主義者所領導的。”首倡者是孫中山的###宋慶齡和###蔡元培，魯迅胡適林語堂等也都加盟其中。民權保障同盟宣稱，它不是政黨，只是一個爭民權的組織，不專為一黨一派效力。對已被政府定罪的人，不加歧視，努力保障他們的人權。顯然，民權保障同盟是借了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一詞，來反對國民黨政府的踐踏人權的獨裁政治的。孫中山的“民權”，基本上停留在民族主權和人民主權那裡，民權保障同盟的成立，卻使人權問題在中國第一次具有了西方人權觀念的實踐意義。

民權保障同盟成立後，開展過各種卓有成效的活動，如營救陳獨秀等###，丁玲、潘梓年等共產黨人，還有其他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調查南京監獄狀況，聲援各地爭取人權的鬥爭，抗議希特勒派的###的暴行等，在社會上產生廣泛的影響。平時，魯迅不出席###，也不參加會議，包括左聯的會議，但在接到民權保障同盟的會議通知時是一定先期而到的。在抗議政府和爭取人權問題上，他是變得愈來愈激進了。由於政府的壓迫，總盟和分會的十多個執委或者轉向，或者消沉，或者敷衍應付，後來骨幹分子只剩下四五人，這中間就有魯迅。

1933年6月18日，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銓突然遭到暗殺。楊銓死後不久，同盟的活動便告中止；經過大半年的掙扎，一個民間團體也就在白色恐怖中被扼死了。

在楊銓入殮的當天，魯迅不顧朋友的勸阻，同許壽裳一起前往萬國殯儀館。他走時不帶鑰匙，實際上已經做好了隨時遭遇不測的準備。接著，謠言四起，報紙還披露了一份“鉤命單”，每個名字下面都注有代號，而他和楊銓的代號正好相同。魯迅致信朋友說：“據聞在‘白名單’中，我也榮獲入選”，“繼楊杏佛而該死之榜，的確有之”。但他推斷，此種恫嚇，其中至少有一半乃“文氓”所為，所以決定不搬家，不避居，繼續他的沒有團體的戰鬥。

5。魯迅與胡適的分歧所在

繼上海民權保障同盟成立之後，北平成立了分會，胡適被推舉為分會的執委主席。後來，在釋放###，以及監獄的考察等問題上，他與總盟的意見發生了分歧。首先，他在《獨立評論》雜誌上發表《民權的保障》一文，反對總盟關於釋放###的主張。文章說：“把民權保障的問題完全看作政治的問題，而不肯看作法律的問題，這是錯的……前日報載盟的總會宣言有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一切###’的話，這正是一個好例子。這不是保障民權，這是對一個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一個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和反抗政府的行動。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豈不是與虎謀皮？謀虎皮的人，應該準備被虎咬，這是作政治運動的人自身應負的責任。”魯迅注意及此，曾特地託請臺靜農將這篇“攻擊民權同盟之文章”找到寄給他。在與《字林西報》記者談話時，胡適還繼續指責民權保障同盟不應當提出不加區別地釋放一切###，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並且認為，政府“有權去對付那些威脅它本身生存的行為”。胡適的這些言論，哪裡像“英美派”的自由主義言論呢？在英美，反對政府倒是並不構成犯罪的。胡適如此為反動政府張目，分明將英美的“自由憲章”中國化了，法西斯言論庶幾近之。鑑於胡適這種反對會章，攻擊會務的表現，總盟臨執會曾兩次致電要求他作出解釋並公開更正，他沒有答覆。為此，民權保障同盟開會透過決議，開除了他的盟籍，這就是費正清敘述說的，“正如往常那樣，胡適作為北京頭號自由主義公民不得不就此後退。”

比較胡適一流學者，魯迅沒有那類論人權一類堂而皇之的論文，但是，他的宣言，他的記敘文，文化隨筆，更不必說雜感，幾乎都在說人權主題：壓迫和反抗。關於人權問題，魯迅確實在著作中形成了一套反理論型態的理論。第一，中國的人權問題其實是奴隸權問題，奴隸的解放權問題。他從來不是抽象地談說人權，或照搬西方的人權理論，包括與此相關的系統憲政理論，而是從做奴隸這個未曾改變的事實出發來討論問題的。生命是窮人的惟一的資本，這個觀念在他那裡是最基本的，十分堅牢，所以，他的那個著名的公式，即生存、溫飽、發展的“三階段論”，要把生存擺在首要的位置。在他的大量的著作中，常常結合著文化傳統批判，揭露中國是一個隨意誅戮的死地。當然，所謂的“生存問題”，還不能被僅僅化約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