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閉學校，教育讀書不能自由。一切群眾組織，未經

委派整理，便遭封禁，集合結社不能自由。……不自

由之痛苦，真達於極點！

我們組織自由運動大同盟，堅決為自由而鬥爭。

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們團結起來，團結到自由運動大

同盟的旗幟之下來共同奮鬥！

4。“慣於長夜過春時”

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後，魯迅立即招致一批“文探”的攻擊。除了《民國日報》等官方傳媒廣為傳播之外，一些黨刊也有了強烈的反應，如《江蘇黨務週刊》，即譴責魯迅等人的自由演講，說是“反對黨的專政”，宣稱在“以黨治國的時代”，“一切非黨員的國民，也只有在黨的自由之下才有自由，決沒有到黨外去再求自由的道理”。魯迅在《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中記述過一段官方反應說：“四五年前，我曾經加盟過一個要求自由的團體，而那時的上海教育局長陳德徵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義的統治之下，還覺得不滿麼？那可連現在所給與著的一點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為此，浙江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等”，而魯迅，也確曾因為通緝的訊息而一度離家避難。

為了爭取自由而遭到政府的迫害，並沒有使魯迅屈服。1930年3月21日，他寫信給章廷謙，說到加入自由運動大同盟的事。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原來排名在下面的，後來在印成傳單時怎麼會升為第2名。他說他是“本不知‘運動’的人”，凡講演的內容也都與同盟格格不入，卻為此頗遭謗議。只是，他並不以為意，表示說：“半生以來，所負的全是捱罵的命運，一切聽之而已，即使反將殘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我要騙人》一文說的“自由早被剝奪”，也指的此事。至1936年，在給黃蘋蓀信中還說：“僕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關係，由浙江黨部率先呈請通緝之人，‘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身為越人；未忘斯義；肯在此輩治下；騰其口說哉。”他甘願承當此等不自由的命運，所以，當一貫保持著師生之誼的李秉中向他表示，可以透過高層關係為他解除通緝令之後，他竟與之斷交了。

左聯集合的是進步的文學青年，也可以說是反叛的青年知識分子。美國社會學家科塞在其關於知識分子的名著《理念人》中論述過這類知識分子，說：“大體上說，反叛就像個受苦受難的請願團。這些反叛者傾向於聚在一起，以便得到相互支援與增援，志同道合的反叛者的夥伴關係，支撐著從事鬥爭的疏離的知識分子。這就是激進的政治宗派為那些摒棄他們時代主流觀點的知識分子提供道德和感情支援的重要性……政治宗派經常表現出相當古怪的特徵，但這是不足為奇的。與周圍社會的隔絕和疏離的痛苦、孤獨感，即使因同伴關係而有所緩解，也經常是十分強烈的，這會導致一種——在這個世界安分守己的居民看來——近乎病態的生活和思想作風。這類宗派的成員之間的密切關係、高度的使命感，和為世界驅除邪惡的秘密教義的高尚意識，也時時強有力地激發著創造性的想像力。”左聯可能增強了魯迅的集體抵抗的意識，但是，他與集體的關係並不密切，仍然一如既往地作著他的“散兵戰”。然而，左聯盟員柔石等人的被殺害，把他推向極度的悲憤之中。有詩為證：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他再度避難。此間，他為地下刊物《前哨》和美國《新群眾》雜誌分別寫了《中國無產階級文學和前驅的血》和《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抗議國民黨政府。這個一直否定中國“革命文學”的批評家，在文章中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使用了“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語詞。青年朋友的血是他一直銘記著的，“暗暗的死”成了他此後一再表現的主題。後來，他因周揚等人的行為而對左聯表示失望，甚至阻止蕭軍等加盟；但是當週揚等奉共產國際之命解散左聯時，又有了行將喪失的愴痛。用他的話說，是不願意為此“使親者痛而仇者快”，他是決心與專制政府周旋到底的。

這樣，於是1932年12月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對魯迅來說是當然的事。關於這個團體，費正清介紹說；“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是一個為###呼籲的壓力集團，而那些###主要是學生階層和知識分子”；“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作為自由主義在個人試圖對抗南京國民黨政府日益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