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兩個凡是”。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第二天，《光明日報》、《人民日報》都轉載，引發了一場大討論。文章出來後一度受到打壓，1978年的7、8、9、10月，大多數地方，包括軍隊，都參與了真理標準討論。

盡��歡問奔淶奶致郟�攪�1978年底，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當時全國都開始在批判“兩個凡是”了。其實我們大概都知道批判“兩個凡是”是鄧小平同志的意思，華國鋒的調子和鄧小平不一樣，中央有兩個聲音了。可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是華國鋒任命的，林乎加不得不聽華國鋒的，我想這就是林乎加的為難之處了。＇1＇

一些人思想沒轉過來

蘇：當時北京市的情況怎麼樣？

劉：我到北京市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呢？“文化大革命”時期，市委有個寫作班子設在香山紅光寺，發表的文章就署名“洪廣思”。“四人幫”倒臺到我來北京市委之間的兩年多，都沒有人清查這個寫作班子。這些幹部一時不會認為自己以前那一套錯了，只認為自己現在倒黴了，思想上沒有扭轉過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對長期統治我黨的“左”傾路線是一次清算，對當時仍舊受著“左”的思想，特別是受林彪、“四人幫”毒害束縛的黨的某些領導幹部，應該是一副清醒劑。然而，對某些同志來說，事實並沒有那麼簡單。這些人同樣存在於北京市委各級機關。

當時思想和社會都很混亂，在抓業務工作的同時，我認為應該先抓幹部的思想工作，幹部思想工作抓好了，工作才好推動。我到北京市後，一些在職的工作人員由於沒有思想準備，採取不合作態度，副部長和辦公室主任也先後走了，我想勉強留，也不是個辦法。只好對他們說：“願留的，我歡印�凰…實在願走，我只好歡送。”當時人民大學的校長是宣傳部副部長，他後來也走了，可能是調去中央什麼單位了。

在抓幹部工作的過程中，我發現推動真理標準討論的宣傳工作遇到了更大的阻力。

蘇：來自上面？

劉：其實上下都有，主要是一些人思想沒轉過來。1979年3月，全國開始學習和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我認為首先應抓好各級領導幹部的學習，而當時的情況是僅僅一般號召不行，必須對各級幹部進行輪訓。同時還應動員輿論界進行廣泛的宣傳，形成真理標準討論的熱潮，以衝破“左”的思想束縛，提高廣大幹部群眾的覺悟。

市委宣傳部準備召集各大學和研究單位約五六十人的座談會，我向市委一把手彙報，請他批准。第二天他答覆說：“昨晚我打電話給上海市委的第一書記了，他說：‘上海宣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已盡�訝褐詰乃枷敫懵伊耍��遣壞貌蝗蒙蝦Ｊ械男��砍こ雒娓繕媯�蛔夾��！�幣虼耍��膊煌�饢藝偌�獯巫�富帷�

當時我感到無法理解：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不能宣傳，宣傳了就要搞亂群眾的思想？究竟是哪些群眾、多少群眾，仍然堅持林彪、“四人幫”的“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不放？實在令人懷疑。我只好頂撞了他，我說：“如有問題，我負全責。”我便於3月5日至9日召集了北京各高等學校從事理論工作的同志，市委各部、委、辦負責同志，市委各宣傳單位主管理論工作的同志共五六十人的座談會。現在想來，當時黨中央主席是華國鋒，正是由於他的“兩個凡是”思想，北京市委一把手不敢動，這可能也是他顧慮的浴�虯傘！�xt小說上傳分享

劉導生　真理標準討論在北京必須補課（2）

蘇：這次會上，您都說了些什麼？

劉：我首先肯定了北京市理論工作者在和“四人幫”進行鬥爭中，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由於市委長時間遲遲不動，揭批林彪、“四人幫”很不得力，對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討論，沒有組織全市性的活動，使我們的理論工作落後了一大步。

我鼓勵北京市的理論工作者要敢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於衝破各種禁區；敢於打碎各種精神枷鎖；敢於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敢於提出新問題，解決新問題。我們是馬列主義者，應該有理論上的勇氣，馬列主義者掌握了真理，就要無所畏懼，所向披靡。我們提倡“三不主義”，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不同意見可以爭論。會議簡報上的發言由本人定稿，會議不審查，也不作結論。這次會議開得比較成功，大家暢所欲言。同時也提出許多問題，對宣傳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議